大尺度神作，被舉報依然破格上映
來了。
Sir毫不誇張地說——
它是21世紀最具爭議和話題性的電影之一。
來自俄羅斯，亮相於剛過去的柏林電影節。
“載入史冊”“改變電影”“世紀最佳”“太牛逼了”……
這是部分影評人對它的讚譽。
《衛報》在嚴苛的metascore網站上打出滿分：
電影透過怪誕的方式向我們展示——
在極權社會中，常態和變態，平庸和荒唐，人性和非人性是如何共生的。
但很快，毫不客氣的批評出現。
說它“形式大於內容”，說它“藝術凌駕人權”。
《好萊塢報道者》打出不及格分，給出差評：
氛圍大於戲劇，引人入勝的概念無法掩蓋其電影性的虛弱。
後院也跟著起火。
五位俄羅斯媒體記者聯名向柏林電影節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質疑電影節將其選入主競賽單元的決定。
主要針對電影中真實的虐待和性愛場面，以及牽扯出的一系列倫理問題。
到底是藝術的革命，還是道德的扭曲？
是神棍，還是神作？
今天就跟Sir一起，走進這部必定載入史冊的電影——
《列夫·朗道：娜塔莎》
DAU。 Natasha
△ 以下簡稱《DAU》
電影最大的噱頭，是它的製作方式。
又被稱為「斯大林式楚門的世界」。
你沒看錯。
一位歷史領袖，一部美國電影。
兩個看似不相關的詞彙，組成這部《DAU》的幕後傳奇。
電影立項的故事就足夠神奇。
導演最初計劃，是拍攝一部常規的傳記片。
關於前蘇聯諾貝爾獎獲得者，
列夫·朗道，號稱“世界上最後一個全能的物理學家”。
其人生經歷足夠輻射出一部時代史詩。
此人4歲就能閱讀書籍，12歲學會微分，13歲學會積分，有人說“數學思維幾乎成了他的本能”。
1937年，他學成回國擔任蘇聯科學院物理問題研究所的理論部負責人，仍逃不脫政治運動的清洗。
1938年，在“大清洗”運動中被克格勃抓進監獄，一年後出獄，奄奄一息。
1962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卻因為身體原因，不能出席。
1968年列夫·朗道在莫斯科逝世。
電影在籌備階段手筆很大。
花了大價錢，在烏克蘭原樣復刻斯大林時代的城鎮，以及列夫·朗道在莫斯科的秘密研究機構。
面積達12000平米。
從建築風格到流通貨幣，乃至馬桶下水道發出的聲音，都儘可能接近時代的迴響。
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
保留戰鬥民族傳統，是位狂人。
新人鬼才導演，在此之前只拍過一部電影。
一切都從他瘋狂的想法開始。
片場初具規模之後，他不顧投資人抗議，徹底推翻了之前的計劃。
他不只要拍電影，還要超越電影。
他預謀在這片在歐洲最大的片場中，創造一場史無前例的大型社會實驗
。
至此，《DAU》徹底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幾乎每一個環節，都顛覆著傳統的電影製作方式。
先說
演員
。
2009年，劇組招募了400名演員，1萬名群演。
大多數人都不是專業演員，而來自各行各業。
有藝術家，有清潔工。
有獲諾貝爾獎的科學家，有觸犯法律的新納粹分子。
這幾天因為搭檔烏雷去世，而在微博刷屏的行為藝術家瑪利亞·阿布拉莫維奇，當時也客串了一個角色。
再說
表演
。
不是專業的，那要怎麼演？
導演給出的解決方案是：
用體驗生活代替刻意表演
。
演員被告知的資訊，只有一句話：
嚴格按照前蘇聯的規則生活。
不許使用手機，不許說出超越語境的詞彙。
穿著當時的衣服，使用當時的貨幣，物質匱乏、受到監聽。
片場甚至有一套自己的時間系統。
在兩年多的拍攝時間中，演員們度過了1938-1968年。
衣著、髮型，乃至生活用品的包裝，都根據史料按時間進行更新。
真實和虛構交叉感染。
扮演列夫·朗道的著名指揮家特奧多爾·克雷提茲在採訪中說：
“關鍵是，如何同時成為你自己，又不是你自己。”
演員們就這樣在人工搭建的“平行世界”裡，虛擬創造的角色身份下，社交、戀愛、做科研甚至結婚生子。
順便，拍攝電影。
最後說說
劇情
。
《DAU》是沒有劇本的。
導演不會親自下場指導每一位演員。
而是在場外給關鍵演員一個大致的方向，然後任由事態發展。
導演會在片場播放壓抑的音樂，營造出“老大哥看著你”的壓迫感。
據說導演會安排把一位男演員灌醉，讓他和一位女演員發生真實的性行為。
他要拍攝的，是極端環境下人的真實反應。
按照製片人的說法：
DAU是一個觀察人類本性的顯微鏡。
在架空的地方，人類的行為得以釋放。
僅有三個人的攝影團隊只會以遊蕩的方式記錄下某個人物、某個事件。
儘管攝影機記錄的只是冰山一角，但也超過700小時的影畫素材，和8000多個小時的對話。
最初傳記片《列夫·朗道》本該是導演伊利亞的第二部電影。
誰曾想。
他一口氣製作出了13部電影。
有的甚至長達9個小時。
《列夫·朗道：娜塔莎》是整個《DAU》系列放出的第一部電影。
相當於《黑寡婦》之於漫威宇宙。
Sir和大多數人一樣，還沒有機會看到成片。
但從三段片段和影評中，大致瞭解它要講述的內容。
故事的主角娜塔莎，是科研機構餐廳裡的服務員。
身穿黑色制服，日常就是打趣另一位年輕的女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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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塔莎年近中年，和機構中的一些已婚男子不清不楚。
一次狂歡過後，她和一位法國的科研人員發生了關係。
短暫的浪漫，帶來的卻是致命的打擊。
因為法國科學家的敏感性，娜塔莎被帶到安全部門進行了一系列殘酷的訊問和虐待。
直到被擊潰、馴服。
不難看出來電影想要傳遞的主題：
極權主義對人性的侵蝕。
並不新鮮。
但真正引起爭議的，是電影的表現方式。
片中所有的性愛和虐待場面，都真實地發生。
娜塔莎的扮演者曾是一位性工作者。
而嚴刑拷打她的軍官的扮演者，是前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中校，曾服役於哈爾科夫監獄在西伯利亞設立的拘押所。
據前方線報，有人在觀影過程中因不堪忍受提前離場。
《綜藝》雜誌在影評中寫下這麼一段話：
當娜塔莎被她所服務的科學家和軍官交替誘惑和虐待時，她在螢幕上呈現的苦難感覺是如此真實，剝離了傳統戲劇的表演感——這份真實令人不安。
面對眾多質疑，導演伊利亞如此迴應：
“當然這其中有暴力，但是和歷史上不一樣，我們的暴力是被嚴格控制的。”
娜塔莎的扮演者，曾經是位性工作者，被問到大尺度場面的拍攝過程她這麼回答：
“我們沒有劇本，那並不是照著臺本表演出來的。我們按照自己生活的方式生活。可能看上去有些恐怖、具有壓迫性；但是我們愛過、恐懼過、有過許多的感情，我們在真實地生活。”
儘管導演聲稱所有演員都是自願的，可以隨時離開，隨時叫停拍攝。
但問題是在一個幾近封閉，模擬極權社會的環境中，他們還殘存著多少自我意志？
真實和藝術真實。
尺度在哪？界限在哪？
《DAU》算不算一場電影的革命？
目前無法看到成片，不能進一步討論。
但從這次《DAU》引起的震動，Sir隱隱察覺到一種趨勢：
世界電影正在醞釀著變化。
不管是技術、觀念，還是長久以來的某種約定俗成……
在2019-20年這個節點尤為明顯。
比如——
戛納電影節和奧斯卡首次把最佳影片頒給了韓國影片《寄生蟲》。
威尼斯電影節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頒給漫改電影《小丑》。
再比如——
李安醉心於120幀4K 3D，一部口碑、票房都不盡如人意的《雙子殺手》，引爆關於故事和技術、電影感和沉浸感的大討論。
再加上今天說的《DAU》系列。
令人咂舌的製作和尺度，在震撼和震怒中衝擊著電影的定義。
前兩者讓我們重新思考：
什麼是好電影？
後兩者讓我們在疑惑中不得不追問：
什麼才是電影？
如果你此刻也正在思考這些問題，Sir期待所有毒飯留言說出你的想法。
我們評論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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