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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如何滅亡的vtmwb8422014-11-13

簡單分析唐朝滅亡的原因

唐朝是我國曆史上重要的朝代。其疆域遼闊,經濟繁榮,國力強盛。然而天下沒有不亡之國,不敗之家,就是這樣一個偉大的朝代,也最終滅亡了。我們今天來看下,它為什麼會滅亡。唐朝的滅亡,主要是三大因素的結果,就是宦官專權,藩鎮割據和朋黨之爭。首先我們看下宦官專權,我們知道在中國曆代的封建王朝中,東漢,唐朝和明朝都是宦官專權最嚴重的三個朝代。與東漢和明朝相互比較,唐朝的宦官專權的程度要比後兩者嚴重的多。東漢王朝和明朝雖然有宦官專權,但是宦官是狐假虎威。但是唐朝的宦官操縱著皇帝,宰相的任免,國策的制訂都取決於宦官。唐朝初年,唐太宗為了限制宦官的權力,對於宦官的限制是十分嚴格的,並且規定宦官只能擔任四品的內官。但是到了天寶年間,宦官的權力逐漸地擴大。宦官高力士的權利很大。諸王和公主稱其為“阿翁”,駙馬稱其為“爺”。唐肅宗時期的宦官李輔國執掌禁軍,權利非常大,曾經擁立唐代宗即位。他非常跋扈,曾經對代宗說:“大家但在內裡坐著,外事皆聽老奴處分”,唐代宗聽了龍顏大怒,但是隻因其大權在握也無可奈何。唐憲宗由於宦官俱文珍的擁立而即位。宦官仇士良曾經當著皇帝的面歷數其過失。唐文宗稱自己連漢獻帝和周赧王都不如。唐朝後期的大部分皇帝大都是宦官擁立。其中唐憲宗,唐敬宗竟為宦官所殺。中央政權實際上操縱在宦官的手裡,皇帝成為了宦官的傀儡。唐朝的宦官只所以這樣囂張,在很大一部分上應該怪皇帝。皇帝對大將不信任,所以把禁軍的指揮權交給了宦官。從唐德宗時開始,宦官掌握禁軍,成為慣例。為了反對宦官專權,皇帝曾經多次連結朝臣共同對付宦官。其中比較著名的是唐順宗時期的“二王八司馬”事件和唐文宗時期的“甘露之變”.但是這些鬥爭都以失敗而告終。宦官的權力不但未能削弱,反而更加加強。這樣的局面一直持續到唐朝滅亡。現在我們在看看藩鎮割據,為了保衛邊疆地區,唐朝在景雲年間設定了節度使.剛一開始,這一設定只是存在於邊疆地區.在”安史之亂”之後,唐朝為了保衛中央政權,設立了更多的節度使.節度使權重,掌握地方行政大權和兵權,成為了割據一方的割據勢力.而且節度使一職傳子或者部將,中央到時只能加以承認.而且他們壟斷了地方的稅收.藩鎮之間以及藩鎮與中央之間為了爭奪人口和土地,不斷進行著戰爭.各個藩鎮擁兵自重,割據一方,嚴重地威脅著國家的統一.在”安史之亂”之後,唐王朝在”安史之亂”的源地河北設立了諸多的藩鎮,其中昭儀,成德和魏博三鎮最為嚴重,史稱為”河北三鎮”.他們長期與中央對抗,名為”王室之臣”,實際上是土皇帝.唐憲宗即位以後,曾經試圖改變這種狀況,對藩鎮用兵,平定了吳元濟的叛亂,而且還殲滅了其他不服從中央的藩鎮,這時候一向驕橫的河北三鎮也不得不服從中央.國家表面上恢復了統一的局面.可是這樣的局面並沒有持續多久。在唐憲宗元和末年,唐朝的統治區域內除了都城以外,共有藩鎮46處。這些藩鎮大都大都處於獨立半獨立狀態。但是某些事關唐朝安全的一些重要藩鎮,則都是由中央控制,這也保證了唐朝的存在。藩鎮割據在和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我們接下來再看下朋黨之爭,唐朝中央官員主要由兩部分人組成,一是門蔭入仕的官宦貴族子弟,一是科舉出身的官員,他們大多來自庶族地主,傾向與門閥士族鬥爭。科舉出身的官員,由於政治地位相近,情趣相合,極易結成黨派。是時,同榜進士稱“同年”,進士對主考官稱“座主”,被錄取的進士為“門生”,門生座主關係密切,互相援引,形成一個政治上的小圈子。士族地主雖已衰落,而且其地位每況愈下,但是,他們仍然以閥閱自矜,看不起庶族地主。這兩種官員不斷進行明爭暗鬥,而以長慶(821年~824年)至大中(849年~86O年)年間的“牛李黨爭”歷時最久,鬥爭最為激烈,牛黨主要人物有:牛僧孺、李宗閔、楊嗣復等,他們都是權德輿的門生。李黨主要人物有:李德裕、鄭覃。李德裕是趙郡士族,他“不喜科試”,以門蔭人仕。兩黨官員之出身,亦非清一色,牛黨雖以進士科出身居多,亦有士族以門蔭入仕者。李黨雖門蔭人仕者居多,亦不乏進士科出身者。兩黨的鬥爭,有不少是無謂的意氣、門戶之見,但亦有政見的分歧。這些政見的分歧主要表現在:

第一,對科舉取士的態度。牛黨贊成科舉取士。李黨個別人。如鄭罩則主張廢除進士科。李德裕主張朝廷顯官,應用公卿子弟。對科舉取士的態度,總的說,牛黨主張較為合理。但李德裕對科舉制中的一些弊端,主張革除,如要求廢除“呈榜”、“曲江宴”等,這是有道理的,應予肯定。所以,既不能一概而論說李黨是主張廢除進士科的,也不能籠統說牛黨擁護科舉是對的。

第二,對藩鎮的態度。李德裕對反叛中央的藩鎮,主張堅決平定。李德裕父親李吉甫,在唐憲宗時為宰相,力主削弱藩鎮勢力,他曾“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李德裕在唐武宗時為宰相,他堅決地以武力平定了昭義鎮的叛亂,牛黨則主張對藩鎮採取姑息態度,當朝廷向藩鎮用兵之時,牛黨又往往採取消極甚至阻撓態度。大和五年(831年),盧尤兵馬副使楊志誠叛亂,唐文宗問宰相牛僧孺如何處置,牛僧孺認為,安史以來,范陽已不屬中央,主張不必計較他的逆順。當唐文宗問“天下何時當太平?”牛僧孺回答:“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在牛黨看來,藩鎮割據並不算問題,而是一種正常現象,不必去理它。

第三,對佛教的態度。唐朝佛教有空前的發展,但佛教活動耗費大量資財,佛教寺院佔有大量土地,隱佔眾多的勞動人口,佛教徒亦不服役,不交租稅,使國家的財賦收入和兵源受到極大影響,加之有些佛徒還干預政事。這樣,無論從政治上,還是軍事上,尤其是經濟上,唐朝政府雖然要利用佛教,但他們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卻日益發展起來。會昌(841年~846年)年間,在李德裕贊助下,唐武宗採取了滅佛措施,廢寺4600所,拆去招提、蘭若之類小寺院4萬處,還俗僧尼26萬餘人,寺院奴婢15萬人被放為兩稅戶,沒收寺院田地數千萬畝,毀佛像以鑄鐵及農具。大大打擊了佛教勢力。而唐宣宗時,李德裕被貶斥,牛黨上臺,立即廢除了李德裕的滅佛措施。

第四,裁減冗吏。李德裕認為“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他為精簡機構,提高行政效率,罷斥冗吏2000餘人,這不僅可以節省俸祿等開支,減輕人民負擔,而且斥去冗吏,極有利於澄清吏治,提高辦事效率。但牛黨一上臺,便以“衣冠去者皆冤”。立即恢復任用了大批被斥的冗吏。此外,在對回紇等周邊民族的關係上,在財政上,以及對宦官的態度上,兩黨都有分歧。總起來看,李黨政見優者居多。朋黨之爭是唐後期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沒有更多的積極意義,反而起了削弱唐朝統治力量的作用。這三大因素是唐朝滅亡的主要原因。最終導致了全國性的農民大起義,瓦解了唐朝的統治。終於使其在農民起義被鎮壓的二十年後,最終為唐末農民起義的叛徒朱全忠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