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者》

已經有半個月未曾展開關於加繆的寫作計劃，2018年的第一篇文字，我願意繼續寫給加繆。今天解讀的是加繆取材於真實的歷史事件所寫出的，1949年12月15日第一次公演，在當時相當受歡迎卻褒貶不一的戲劇《正義者》。

《正義者》取材於俄國社會革命黨組織的一次真實的恐怖行動。

1905年2月17日，謝爾蓋·亞歷山德羅維奇大公所乘坐馬車透過克里姆林宮時，遭社會革命黨分支黨員伊瓦·卡利亞耶夫近距離投擲硝酸甘油炸彈於車廂內，謝爾蓋大公當場被炸死。①儘管如此，整個劇本卻並不是一部歷史劇，經過了加繆的撰寫，而真真正正具有了哲學上的意味，也因此對正義和死亡進行了更深度的思考。

關於正義

在整部戲劇中，加繆並沒有以一種上位者的姿態高舉正義的大旗，而是詳盡展現某種自認為高尚正確的信念之下，

“力量相當和道理相當的對峙”

，②也就是關於正義的真理所展開的激烈衝突。不管是卡利亞耶夫的內心掙扎，還是斯切潘的不顧一切，或者是烏瓦諾夫的退縮，都凸顯了人在荒誕世界中的異化和迷茫。

首先，加繆還是一如既往地把自己的理論立足於個人的生活之中。正義所為何事？為了生活。卡利亞耶夫說

:“同歸於盡！今天相愛的人要想相聚，就必須同死。非正義把人拆散，恥辱、痛苦、對別人造成的危害、罪惡，都使人離異。生活就是一種刑罰，既然生活把人拆散。”

加繆在此指出了生活的荒誕之處，正是因為荒誕充滿了生活，非正義才大行其道，因此堅持正義的必要性也就變得尤為重要。

但是加繆一方面又拒斥了上帝所賜予的正義。他認為基督教式的懺悔和救贖不能作為最終的解答，因此卡利亞耶夫的辯詞中說道：

“死，將是我對充滿血淚的世界的最後抗議……”

人不能做了非正義的行為，光憑著一死以了事，以期待死後上帝的寬恕，這樣是不正義的。正義只在於行為本身。

什麼是正義？這是自古以來就一直被討論的問題。柏拉圖在《理想國》第一卷中借蘇格拉底之口反駁色拉敘馬霍斯的三個說法，

“正義就是給每個人以適如其份的報答”,“正義就是把善給予友人,把惡給予敵人”,“正義就是強者的利益”

，論證城邦的正義即是人的正義。而蘇格拉底卻最終死於城邦法律。邊沁主張正義就是

“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而後來的羅爾斯在《正義論》中則認為，正義首先是公平，其次才是合理地滿足適合每個人的利益。

在《正義者》中，事實上加繆對這些回答都提出了疑問：為了一個正義目的，是否可以容忍手段的非正義？為了多數的人犧牲少數人是否正義？在加繆的荒誕——反抗體系中，有限度的反抗即是一種正義，這種正義不是《卡利古拉》那種殺人的邏輯，不是《戒嚴》中宣稱取消一切的納達，不是《誤會》中為了求得自己的解脫而不擇手段的瑪爾塔。

許多自以為正義，如戲劇中斯切潘一般的人大有人在。他們為了實現理想可以不顧一切，但在他們實現理想的過程中就已經失去了本來的目的。正如斯切潘所說：

“如果實現了正義，即使由殺人兇手實現了正義，你是不是伸張正義的又有什麼關係？你和我，都無足掛齒。”

加繆在《戲劇集》（美國版）序言中卻認為面對這種問題時，應當不行動，因為

“行動本身有其侷限性”

，人沒有這種超越

“殺別人而自己不取義”

③的權利。正義者必須為自己所堅持的正義殉道，必須承認自身行為的非正義，哪怕這種非正義是出於正義的思想。因此在故事的最後，卡利亞耶夫拒絕了來自上帝虛偽的救贖，迎來了自己期待的死亡的結局，並且賦予了多拉為正義甘願一死的勇氣。而這也表明加繆對於這種反抗給出了一個悲劇性的回答：死亡。

正義之所以為正義，而不是合理化殺人的邏輯，或者是別的什麼東西，就是因為它是清白的，能夠堅持正義的從來不是仇恨，而是愛，能夠超越這個被非正義毒化的世界的，只有溫情。因此，我們不如說，生的光彩，死的清白就是加繆所認為正義的一種概括。

關於革命

“不過，我始終覺得生活是美好的。我喜愛美，喜愛幸福！正因為如此，我才憎恨專制政權。如何向他們解釋呢？革命，毫無疑問！可是，革命是為了生活，是為了給生活增添希望啊，你明白嗎？”

加繆所主張的革命是與生活節節相關的，可是現實所發生的一切卻截然相反，他並非因為沒有像薩特一樣參與前線，因此忘記了那黑暗的現實。正是因為他始終生活在水深火熱的平民中間，他才能看到作為一個“人”，最需要的是什麼。因此，他在那動盪的20世紀中竭力吶喊，成了反對暴力的代言人。

“如果說我站在人類的高度抗議暴力，那就讓死亡給我的事業戴上思想純潔的桂冠吧！”

這是卡利亞耶夫臨刑前最後的高呼，也是加繆真實的寫照，他短暫的一生用生命踐行了自己的思想。在那個年代的歐洲，到處是革命和暴力，

加繆卻始終如同旁觀者一般，為持謹慎的平衡態度、充當獨立的正義之聲，卻為此付出了代價。

儘管他擔負著諾貝爾文學獎的榮光，卻一方面不僅為時勢所不容，還遭遇到了來自四面八方稱之為“兩面派”的誤解，就連他曾經的戰友薩特也與他分道揚鑣。在浩浩蕩蕩的時代大潮之下，人類艱難地熬過了世界大戰，即將迎來光明，到處都開滿了革命之花，人類即將集體進步、集體改善，在歐洲的廢墟上建立起新的世界。

但加繆卻看到了這種普羅米修斯式的抱負走向極端時帶來的危險，他成為了責任的孤獨捍衛者，對他來說，責任就是正義。

加繆

如果說存在主義者被其他哲學家們誤解為拋棄了理性，那麼加繆就是這種真真正正的“存在主義者”。

在他的荒誕哲學中，他用責任取代了理性。

他的作品並不立足於邏輯去推導結論，更深刻的是表明了一種責任倫理，它是專為用來反對人們自以為理所當然的真理信念，可以說，責任就是他的方法論。這種“責任”始終在他“荒誕”與“反抗”的兩極中扮演著一個調停者的角色，使人不陷入絕對的虛無，也不超出人之所能的反抗。而這種責任也是一種多元價值觀的體現，因為實際上加繆並不認為有某一種絕對的“值得高尚的”價值。生活是具體的，“正道，就是通往生活、通向太陽之路”，因此，責任也應當具體對待。

在《正義者》的最後，加繆也試圖回答我們：真正的正義絕不是打著正義旗號的呼喊，而是一種責任，是對生命的尊重，對生活的熱愛，對愛的追求。只有堅持了這些，才能在荒誕中不至於迷失方向，活出屬於自己的意義。

參考文獻:

①1905年俄國革命 - 搜狗百科

②③加繆．〈戲劇集〉（美國版）序言［M］，加繆全集，李玉民譯。譯林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