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新舊思想猛烈對抗衝擊的時代、在這個青年人恨不得砸碎一切“舊東西”的時代。蕭紅不應該也不可能是一位孤獨前行的旅人”，卻不知何時，身邊的同行者或停下了腳步，或在另一條路上觀望著她，在她在尋找自我的道路上行走著，卻有很多人認為她與張愛玲一般，心中只有小我，沒有家國兄弟的大我。是一位過於理想化的人。

甚至其好友李潔吾，“她富於理想，耽於幻想，總好像時時沉迷在自己的嚮往之中，還有些任性。這，大概就是她的弱點吧！”

但是我個人則認為對自我身份角色的迷茫與探尋是才是所有人都需要正視的問題。甚至從極端的角度來說：“大批互不認識的人，只要相信某個故事，就能共同合作……所謂的國家，也只是立基於國家的故事……”就像世間萬物並沒有絕對的對錯，政治自然也難以逃脫如此宿命，這個朝令夕改的世界，自我的探尋諷刺的，卻是一個永恆的話題。

“確實，“呼蘭河”成了蕭紅永遠無法統一、永遠矛盾著的女性空間的象徵。她或者留在這個固定空間裡，享受穩定、可靠、安全、溫暖，同時忍受沉悶、單調、壓抑、封閉甚至窒息；或者像水一樣四處漂流，自由自在、無拘無束、隨心所欲地流浪，同時也要面對孤獨、受傷、各種陷阱、無法識別的危險以及風風雨雨。

這種尖銳衝突著的空間意識，美國女詩人普拉斯也感覺到了：“要麼覺得世界在拋棄她、拒斥她；要麼覺得世界向她緊逼，強迫她進入一個預定角色。”對這種截然對立、完全不能調和的空間，普拉斯是“以不共戴天的仇恨作出反應” ，結果是精神分裂，徹底崩潰，以自殺告終。蕭紅的反應沒有這麼激烈，她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猶豫、反覆、後悔、搖擺不定，她的生命力也這樣被慢慢侵蝕，損耗殆盡。既“極端渴望能自持自立” ，又“極端需要依靠他人，特別是男人”的蕭紅，終其一生都沒有解決這種空間矛盾。”

於是她被排斥於主流文化之外。但是本能深處的對團體的歸屬感與認同的需求、逃不開的迷茫、逐漸失去控制的生活，都讓蕭紅，她開始想念起了她人生伊始那座“山”給她帶來的一切，或好或壞在那一刻早已不再重要。帶著如此糾結複雜的心情，紅的筆觸變得溫婉有情也不至於師出無名。

一、故鄉於她的象徵意義

正如前文所述，故鄉對於蕭紅是複雜多面的，一方面，故鄉，呼蘭城是一座閉塞的中國內陸小鎮，自然不可能逃脫當時社會的通病，社會結構腐朽僵化、愚昧無知、渾渾噩噩。蕭紅這個接受過新文化思想潮流洗禮的新青年不可能沒有意識到。但是她的視角不是俯視的，菩薩一樣面上帶著要普度眾生的慈悲，但是內心卻自覺或不自覺地將他們與螻蟻打上等號，高高在上的指責批判、暴風驟雨一般想要摧毀一切。她的視角難得的是平視的，她好像是在環顧四周，然後靜靜地低下頭記錄。

“《呼蘭河傳》對呼蘭河城的散落追憶，植根於蕭紅在寂寞中道出的言說。”正如前文說道，蕭紅逃離家鄉是她第一次對命運的正面抗爭，為了擺脫既定的人生軌跡，“從舊有的角色定框中爆裂出來”、“積極創造新的自我”、“……表達對現實（父權社會）的不滿、譴責、改造與期望的熱烈干預姿勢……”

那麼懷念家鄉則是她對命運的第二次質疑。因為當時混亂的父系社會里，舊的秩序仍在運作，並沒有給這些女性留有任何位置，她們只好從“父”家無奈走進“夫”家。但當美好消逝、色彩消退，失望情緒瀰漫，現實陳痾難起，迷茫在所難免，但當她再次選擇離去時，幾乎無人理解。

卻慘遭學者如此評價：“蕭紅在家庭生活中的任性與自我中心可見一斑……現實人生中本來不可能如同夢幻一般萬事如意，心想事成，可是蕭紅竟然就是這樣希求，她對於自己獲得的種種幸運渾然不覺，而對生活中很平常的缺失卻總不能釋懷。”

他們只是要讓她扮演好一名妻子的形象，一個反對封建婚姻的吉祥物與工具，不承認她作為獨立個體的存在。

她拒絕這個父權制度給她安排的性別定位

，只是這次她沒有了盟友，卻任然選擇獨自前行。

現實中種種的不盡如人意，都倒逼著蕭紅懷念自己的“世外桃源”。雖然呼蘭城裡的居民迷信守舊、無知排外，但是他們的心總不是壞的。雖然他們和他們一樣不能接納自己、讓自己擁有歸屬感。但是故鄉對自己最重要的意義所在，爺爺的無限包容和藏著美和生機的後花園，自己的安全港灣，任憑外面如何的腥風血雨，這裡永遠如此平靜祥和，永遠不會拒絕自己。她可以是自己，鮮活完整的自己，不用成為一個男人的附屬而存在，而是作為一名獨立的個體，雖然前途迷茫，但有機會堅持某種理想，與其說她輾轉於不同的男人，意圖實現這個“不切實際”的夢，不如說她在尋找最真實的自己，自己的容身之所，這名“不合格”的妻子在生命最後階段寫下了這樣一段：

“花開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鳥飛了，就像鳥上天了似的。蟲子叫了，就像蟲子在說話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無限的本領，要做什麼，就做什麼。要怎麼樣，就怎麼樣。都是自由的。倭瓜願意爬上架就爬上架，願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黃瓜願意開一個謊花，就開一個謊花，願意結一個黃瓜，就結一個黃瓜。若都不願意，就是一個黃瓜也不結，一朵花也不開，也沒有人問它。玉米願意長多高就長多高，它若願意長上天去，也沒有人管。”

想要肆意舒展的靈魂，卻只能佝僂著，委屈於灶臺之間。最後卻也不願放棄這訴求。所以與其說蕭紅寫《呼蘭河傳》目的是為了批判中國民眾的看客現象、改造國民民眾性，但是力度懦弱無力，不如說蕭紅是借這個文壇主流趨勢，作為文章的背景來紀念自己最“自我”的一段時光，那“與藍天碧水永處”。

二、文中那些“異於常人”的存在

有二伯是長工，無家無室；馮歪嘴子是磨倌，寄住他人家。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家族是社會的基本結構，家與家成為族，族與族成為社會。小團圓媳婦、有二伯和馮歪嘴子，是在家族之外的，他們都是屬於無家的人，都是屬於蕭紅所說的“偏僻的人生”。他們都處在家與家的縫隙之間。他們和她一樣和這個“呼蘭”格格不入，他們不被這個小團體接納，外鄉人永遠是外鄉人，有二伯一個討人嫌的角色，成日罵罵咧咧，偷雞摸狗，性情古怪，有著自己與他人不同的堅持、小團圓媳婦不自覺地對抗這裡的習俗傳統，她不默默地接受“理所當然”的自己批判的打罵、她大方待人“不羞的慌”、馮歪嘴子是一個勤勤懇懇的形象，除了他和王家的大姑娘無媒苟合，其實和普通人沒什麼兩樣。但是這裡的人極度害怕排斥不同，所以他們成了犧牲品，或肉體或精神被催毀了（後期馮的妻子難產死後，與社會定勢規範的對抗性也隨之消失，人們也開始接受他了）。

就像蕭紅的境遇一樣，她面對著兩個選擇，順從規範定勢，呼蘭河城象徵著的舊的對兒子和女兒們的壓迫與約束（順從中國古代社會結構裡的大家長制），或者是兒子和女兒反抗“老子”的自由戀愛婚姻（夫為天——不承認女性的社會獨立地位，仍必須依附於男性，完成社會給予她的生育任務），這對蕭紅怎麼夠呢？

“她們——女性書寫主體，註定只能在現實的夾縫中游走，她們必須得以馬不停蹄地改變位置，眼花繚亂地變換角色，永遠處於兩難才能換取生命的存在，但卻哪兒都不是她們的容身之所，更遑論真正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