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jin62782019-06-07 22:57:08

有時候當人的思想觀念受一些人物、事件、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刺激，就會轉變原有的思想觀念，做出與自己以往格格不入的行為來。

張居正是明朝萬曆初期的首輔，因為萬曆皇帝年幼，首輔大臣張居正內有李太后、掌宮太監的支援，外有群臣的相助，可以說有明一朝的首輔再沒有張居正有實權了，軍政大權都由張居正掌控，真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如果張居正也和嚴嵩一樣玩弄權術，那可要比嚴嵩危害更大。偏偏張居正是個賢相，一心想要挽救大明國運，因此他上臺以後就開始了萬曆新政，在軍事政治經濟上都開啟了改革之旅，尤其是在政治上的考成法，加強了對各地官吏盡職盡責情況考核，一改以往人浮於事的情況，大大提高了官員盡職履責的積極性和辦事效率；在經濟上的一條鞭法，讓大明經濟復甦，荒地開墾，財政收入成倍增加，國庫充盈。也許是張居正的改革觸犯了一些貴族官吏的利益吧，他們暗中也一直串通為張居正推行新政使絆。就在張居正全力推行新政的時候，張居正在湖北的父親去世了。封建社會提倡以孝治天下，按照舊例，張居正應該辭官回鄉守孝三年。如果這時張居正辭官回鄉守孝，剛剛推行的萬曆新政就會擱置，改革就會半途而廢。朝廷離不開張居正，改革離不開張居正，大明覆興也離不開張居正，因此李太后、萬曆皇帝都要求張居正“奪情”，張居正也倍感難以離京，因此就同意“奪情”。所謂的“奪情”，就是不辭官回鄉守孝，而是在京城家中搭靈堂，邊工作邊守孝。如果放現在，先公後私，很好理解，但在當時的封建時代，卻被社會視為大不孝，在一些別有用心人的鼓動下，掀起了震動全國的“奪情”風波，很多朝臣以儒家經典為據，上書抨擊張居正的不孝，要求張居正回鄉守制。張居正也很傷心，他克勤克儉一心為大明覆興的志願，為什麼就得不到官員們的理解，為什麼他們就不體諒自己的拳拳忠心呢？為什麼他們就分不清輕重呢？更讓張居正傷心的是，居然他一手提攜的自己的兩個學生，挑頭反對他的“奪情”，那怕萬曆皇帝對他們施以杖刑，他們仍堅持己見。“奪情”風波讓張居正傷透了心，從此他性情大變，本來廉潔勤政的張居正，也開始接受一些大員年終給予的好處，在“奪情”風波三年後，他回鄉探親，更是接受了地方官員為他特製的32人大轎，在上邊可以辦公睡覺，甚至超出了皇帝的威儀。在回鄉的路上，萬曆皇帝要求該首輔批閱的公文，依舊報張居正審批，一路上公使來往不斷，沿路各地官員也灑水清道，盡情迎接招待張首輔。

思想的轉變導致了行為的轉變，張居正由勤儉到奢侈，正是在自己竭忠為國謀事不被理解的情況下形成的。然而他的奢侈張揚，最終也成了萬曆皇帝在其死後清算治罪他的一個重要原因。在萬曆皇帝看來，生前那麼奢華的張居正，一定會貪汙受賄很多的財富，就抓捕治罪了張居正的所有家人，將張居正墓室開啟曝屍，並徹底查抄張居正的家。令萬曆皇帝沒想到的是，掘地三尺查抄的結果，只抄出了價值三千多兩銀子的家財，萬曆皇帝大呼不信，但事實就擺在面前，一個掌權十年的首輔，僅查出這麼點錢財，也難怪萬曆皇帝不信。張居正一個透過萬曆新政復興大明輝煌的首輔，死後竟落得如此下場，著實讓人唏噓不已。

噼裡啪啦嘞2019-06-07 22:11:04

張居正父親張文明去世後，張居正回鄉奔喪途中，從北京到江陵迢迢數千裡，盛況空前，各地文武官員無不傾巢出動，設祭迎送，靡費浩繁；有的官員甚至跪在地上呼天搶地，如喪考妣，祭拜元輔老太爺。此行尤其招眼的便是首輔高貴奢華的“如意齋”，所謂“如意齋”就是張居正回鄉乘坐的“轎車”。

轎車由河北真定知府錢普“供奉”，前半部是辦公室，首輔白天在此處理公文；後半部是寢室，勞累了便可小憩。轎車既大且重，需三十二個壯丁抬轎，左右兩邊各站一位童僕，伺候相公起居。轎車前後伴有六名訓練有素的鳥銃手，這是戚繼光為報首輔知遇之恩，精挑細選出來，專門為首輔一行保駕護航的。

這座絕世奢華的轎車遭到古今無數士子的嚴厲指責，王春瑜《中國反貪史》批評張居正在反對別人腐敗的同時自己腐敗，甚至認為他的驕奢淫逸導致改革的最終失敗，這輛轎車就是他生活腐化，濫用職權的最好例證。

其實，類似王春瑜的觀點古已有之，《四庫全書》編纂官紀昀認為“神宗初年，居正獨持國柄，後譭譽不一，迄無定評。要其振作有為之功，與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

張居正確實是位頗具爭議的傳奇歷史人物，“譽之者或過其實，毀之者或失其真”，他的傳奇不僅在於以一人之力實現大明王朝的中興，更在於纏繞他生前死後無數的恩怨是非。他既勇於革新、為帝國立下不世之功，又擅權攬政、作威作福，人們總能從不同的側面得到不同的評價，這些評價有時不免流於人云亦云。而幾百年來，種種離奇的說法無不影響著對張居正的褒貶評價，也展示了“三人成虎”的可怕影響。

一、史源探究

有關張居正乘坐轎車的記載最早見於同時代史學家王世貞的《嘉靖以來首輔傳》：

居正所坐步輿，則真定守錢普所創以供奉者。前為重軒，後為寢室，以便偃息。傍翼兩廡，廡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為揮箑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

王世貞和張居正雖是同科進士，卻有嫌隙，《嘉靖以來首輔傳》又是在張居正死後被清算的大背景下撰寫，《首輔傳》對張居正持否定態度，行間字裡，酸辣兼備，尤愛從私生活方面下手抹黑居正，轎車即是其中之一。書末對張居正的評價除了有才幹外乏善可陳，大加鞭撻他的人品修養，說他身敗名裂、家破人亡乃咎由自取。

後世不少文人都認為王世貞逞才使氣、褒貶抑揚過情，不足以據為信史。清代紀昀等人在將《嘉靖以來首輔傳》收入《四庫全書》時評價其“大抵近實，可與正史相參證”，但該書也不免有道聽途說之語，甚至存在失實錯漏問題，尤其是那些貶低張居正的記載。

王世貞畢竟是明代最著名的文學家、史學家，《嘉靖以來首輔傳》又是王氏晚年頗為自豪的作品，流傳廣泛，晚明以來一直到現在，上至官修史書，下到筆記野聞，各種版本的張居正傳記都或多或少受到此書影響。焦竑《玉堂叢語》基本延續王世貞的說法：

張居正奉旨歸葬……傳居正所坐步輿，則真定守錢普所創，前重軒，後寢室，以便偃息，旁翼兩廡，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為揮箑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

焦竑作為理學名流，對張居正奪情守制一事極為憤慨，加之張居正曾禁燬天下書院，焦竑也對這位鐵腕宰相缺乏好感，其著作中凡提到張居正處，多為批評他專制擅權、驕奢無度，成見的存在致使很多細節記載失真。

野史大家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記錄了他耳聞目睹之市井風俗和逸聞瑣事，首輔轎車不可避免地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

戊寅，江陵自京師歸葬，及自荊州還朝，其以異禮事之者，無不立致尊顯。惟真定知府錢普以嗜味進，最為當意；又造步輦如齋閣，可以貯童奴，設屏榻者，江陵甚喜。

沈德符的記述主要是針對真定知府錢普，說他為“諂附”張居正製作供奉了一頂大轎，本想藉此飛黃騰達，不料時蹇運乖，不但沒沾到絲毫便宜，卻因這頂轎子被王世貞等人記錄在冊，永被後人恥笑。文中只說該步輦製作地像書房一樣，可以放置一些坐臥傢俱，也可以容納童子伺候，規格肯定高於普通轎子，但這與王世貞所記“前為重軒，後為寢室，以便偃息。傍翼兩廡，廡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為揮箑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還是有較大的區別的。

無論如何，張居正歸葬乘坐轎車的細節在當朝史家幾度繪聲繪色的描述渲染下，似乎成為“信史”，後世學者和大眾都深信不疑。《明神宗實錄》、《明史》等正史中並無記載張居正的轎子，但批判張晚年“驕恣”，他僭越乘坐巨無霸轎子是否是他驕恣的一大罪行？二、疑點重重1、常識推理

值得注意的是，當張居正於萬曆六年（1578年）回鄉葬父時，他在途中曾給神宗皇帝上過《請寬限疏》，其中報告：“臣於三月十三日，蒙恩准假辭行，至間月初四日抵家。”

依此而論，張氏的行期只有22天，返程時因適逢陰雨，走了24天，北京與江陵之間單程就將近三千里，則平均每天要行進超過65公里。途中張居正還要處理政務、接見官員、拜會藩王、參加宴會，行色匆匆，即便不考慮當時的交通狀況，並且按照每天行進10個小時計算，平均時速也要達到6。5公里，這對於單人步行來說，已是相當迅速；而32個轎伕即使個個都訓練有素，抬腿起步整齊劃一，將大轎扛在肩頭一路走到江陵，就實在匪夷所思了。

最初記載轎車的王世貞並未詳記他乘坐這頂大轎多長時間、走了多少路程。他所說的“凡用卒三十二人”是指先後輪班抬轎的共計32人還是同時抬轎的有32人，以至後人有意無意地認為他整個行程中都是乘坐由32人齊抬的大轎招搖過市。

王世貞的描述本就過於誇張，且有道聽途說、斷章取義之嫌，後世之人在此基礎上加工而成的“三十二名轎伕抬著一架大轎，赫赫煊煊地從北京南下”更純屬主觀臆斷。

那麼，或許張居正返鄉途經真定府時，盛情難卻，接受知府錢普所贈大轎，行進了幾天；因這段路恰好縱貫華北大平原，而且張居正途中還要批閱重要的奏章，如治河專家潘季馴著名的《兩河經略疏》就是張居正歸葬途中批准允行的。緊張的行程中能在舒服寬敞的轎子裡休息些許繼而集中精力批閱公文，似乎也能理解。

2、明代各級官員乘轎的典章制度

明代對官員乘坐車輿有嚴格規定，據《明史·輿服志》記載：“（代宗）景泰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轎。（孝宗）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應乘轎者，以四人舁之。違例乘轎及擅用八人者，奏聞。（世宗）嘉靖十五年，乃定四品以下不許乘轎，亦毋得用肩輿。”

直到張居正已任內閣首輔的萬曆三年，還“奏定勳戚及武臣不許用帷轎、肩輿並交床上馬”。可見張居正當權時期，明代對官員乘車坐轎的待遇問題要求嚴格。即使張居正符合乘轎的要求，至多也只能用四人抬轎。

《明史·輿服志》沒有說明皇帝的步輿（步輦）規模，但《清史稿·輿服志》中介紹：“清初仍舊明制，皇帝乘輿有大儀轎、大轎、明轎、摺合明轎。乾隆十三年，諭定大轎為步輿。”其中，步輿“臾以十六人”。也就是說，皇帝的步輿也僅能用16人抬轎，如果張居正真敢乘坐32人抬的大轎，則不啻超越皇帝，簡直是大逆不道了，張居正晚年縱然再驕恣枉為，也不至於昏聵至此吧？況且他當時又在大刀闊斧地實行公車改革（驛遞改革），他不正己肅下，又如何能號召百僚支援改革呢？

3。反對派的彈劾

張居正是一個大破常格革故鼎新之人，正在推行的新政遭到了一些人的不滿，顯赫的地位使他處於輿論的風口浪尖，一舉一動無不被大家廣為關注。如果他真的乘坐轎車，必然會受到給事、御史等言官的彈劾指責。可無論在他生前還是身後，都未因此受到攻擊，這不能不令人生疑。

張居正在世時，就一直有人批評他的作威作福。萬曆四年正月，張居正的門生劉臺就曾上疏彈劾他“擅作威福”；萬曆五年，在他父親去世後的“奪情”事件中，更遭到大批翰林、御史等的集體反對；即使他歸葬回京後，又遭到戶部員外郎王用汲的猛烈彈劾，批評他擅權亂政，也未提及轎子。

或許由於萬曆皇帝和兩宮太后都支援張居正奪情而大力打擊言官，因而沒人敢於在他生前拿這頂“逆天”轎子說事；但在張居正死後，萬曆皇帝發起對他的清算，牆倒眾人推，“舉朝爭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各種攻訐紛至沓來，落井下石者比比皆是。

記載過張居正乘坐轎車的沈德符也記載了落井下石者羅織的罪狀，並對捕風捉影、造謠生事楊四知之徒予以無情的唾棄與鞭撻：

如楊御史四知者，追論其（指張居正）貪，謂銀火盆三百架，諸公子打碎玉碗、玉杯數百隻，此孰從而見之？又謂歸葬沿途，五步鑿一井，十步蓋一廬，則又理外之談矣。

張家公子絕非紈絝子弟，在父親教導下勤奮好學，廉潔自律，卻也遭到反對派無情的清算陷害；至於揭發居正歸葬途中鑿井蓋廬更屬無中生有。除此之外，謀逆篡位、掘人墳墓、侵奪王府、變亂成法、專制擅權等各種有的沒的罪名都被惡毒地用來攻擊故首輔。種種奇聞，連不滿張居正的沈德符等人都深感匪夷所思，反映出當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政治環境。但即使此時，竟未有人拿“32人大轎”這絕好的“罪證”說事，此事的確成疑。

4、親歷者後人的回憶

明末清初士人梁清遠《雕丘雜錄》有條札記格外引人注目：“野記言，江陵相予告還朝，真定守錢普創為步輿以媚之，步輿內數童子，執拂供役，無異舟車。餘記先祖言，曾親見江陵公過真定，所乘絹轎無異恆制，但轎傍二童子執拂步隨耳。無步輿之說也。此非先祖目覩，未有不信為真者，野史詎可慿乎？”

作為事件親歷者的後人，梁清遠的回憶較為可信。在他的記憶中，先祖梁夢龍親自目睹乃師張居正路過真定時，乘坐的轎子完全符合規格，只不過轎傍有二童子跟隨，無奈後來發展成聳人聽聞的步輿，他以此質疑野史的可靠性。

這條記載鮮為人知，但卻是有力證明張居正並無僭越乘轎的直接證據。梁清遠的先祖正是張居正的得意門生梁夢龍，梁夢龍恰巧又是河北真定人，必然比外人更加熟悉真定知府的所作所為。

由於梁夢龍與張居正關係密切，一向被視為“江陵黨羽”，且此記載又為孤證，不免令人懷疑是否為居正開脫罪責，否則為何眾多沿途目擊者中唯獨梁家後人為居正喊冤？

徐學謨《歸有園稿》記敘了張居正歸葬途中另一件軼事或許能揭開謎團：

江陵公之歸葬其父，四方賻者亦累數百萬，江陵亦未嘗受，即祭文俱卻之。車載騾駝而歸者，絡繹於道，此江陵人所共見者。第其奪情之舉見鄙於士論，人遂並其不受者掩之，而反謂其乘喪黷貨耳。

徐學謨並未溢美居正，張居正歸葬途中，各地官員為諂媚首輔借弔唁張父之機大肆行賄，而張居正面對滾滾而來的財富卻能不為所動。他路過河南時，封藩在開封的周王朱在鋌派人持禮物和祭品在邊界迎接。張居正只收祭品，其他一律封還。儘管如此，士林由於厭惡他奪情違制而不顧事實真相，想當然地認為他乘奔喪貪汙斂財。

同理可推測，由於張居正違反了儒家的行為正規化和傳統的治國理念，他推行的改革又得罪不少人的利益，先入為主的成見使士人帶上有色眼鏡，樂於接受這位離經叛道當權者的負面傳聞。在那些本來就與張氏有怨的文人筆下，他的缺點被無限放大甚至無中生有，使得原本簡單之事變得更加撲朔迷離，真偽難辨。

綜上所述，張居正絕不可能乘坐超豪華的32人大轎大搖大擺地從真定一路行進至江陵，再從江陵返回北京；只可能在部分特殊路段由於工作需要乘坐超越常規的轎子行進。野史中傳說的轎車到底有歟無歟、是耶非耶，在明代歷史上無足輕重，但卻直接關係著張居正的為官操守和歷史評價。他究竟是貪腐的能臣還是德才兼備的救時宰相，是是非非伴隨其身前身後，這也是他四百年來無法蓋棺論定之故。

洛陽大白2019-06-07 22:06:08

不大可能坐過，張居正位列首輔，自古以來功高震主都沒有好下場，他畢竟是臣子不是皇帝，在明朝封建社會及制度，無論是吟輿論還是尊卑，都不大可能。關於張居正乘坐32人抬轎的記載是出自同代史學家王世貞的（嘉靖以來首輔傳）二人雖然都是同科進士，但是二人長久以來在政治導向上有不同的看法，互有嫌隙。再加上《嘉靖以來首輔傳》是張居正去世後才出的，在這種背景下個人以為可信度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