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興五年（227），在漢中勉縣大營中，即將出兵北伐的蜀漢丞相，向皇帝上呈了一封表章，這就是聞名後世的《出師表》。這似乎已經成了諸葛亮鞠躬盡瘁的佐證，也使他成了此後文人效法的楷模。但如果我們仔細品味，就會發現這封《出師表》中的細節，相當有味道。

我們先縱覽一下蜀漢政權的整條時間軸。章武元年（221），當劉備聽說曹丕稱帝后，立即在成都設壇哭祭漢獻帝，而實際上，此時的獻帝劉協被封為山陽郡公，劉備是否知情，我們不知道。

而到了建興元年（223）劉備病死永安，劉禪繼位。而從建興三年開始，朝局剛剛穩定，諸葛亮便領兵南征。南部的戰爭持續了兩年。而根據《三國志》記載，諸葛亮未回成都，而是直接領兵北上漢中，著手準備北伐。

一國丞相本就大權在握，又領著重兵在蜀漢南北來回轉悠，甚至途徑成都也未覲見皇帝。這難免會讓人猜忌，就在這麼個節骨眼，諸葛亮上表了。

熟悉古代政令文體的讀者應該明白，“表”是一種向帝王袒露心跡的文體，這不同於普通的“上疏”，很強調真實的感情。

但就這麼一種十分隱私的表章，卻被莫名其妙的公之於眾、流傳萬世了。

給人的感覺這不像是“表”，而更像是曹操的《讓縣自明本志令》。這是誰公佈出來的？劉禪身為帝王，不會做這種君不密則失臣的事。那會是誰？恐怕是我們的丞相大人。

總之在上表之後，大軍便開始了蜀漢的第一次北伐。軍事不是我們研究的物件，我們還是來看《出師表》。這篇表文初讀下來，你就會發現其中端倪。那就是“先帝”這個詞太多了，文章起首就是“先帝創業未半”，後面又有對先帝用人，先帝跟我（諸葛亮）聊天，痛恨桓、靈，先帝多次請我出山，先帝問我天下大事。七百字左右的《出師表》，“先帝”一詞出現了13次，是全文實詞出現頻率最高的一個詞。

總之這不像是臣子在給皇帝表露心跡，倒像是一個長輩，在用“你爸爸說xx”這種句式在教育晚輩。這一點在下面會有詳細的解讀。

首先《出師表》開篇就與陳壽《三國志》記載衝突，《三國志》中說諸葛亮南征之後，

蜀中“軍資所出，國以富饒”

。但諸葛亮卻說

“益州疲弊，危急存亡”

，這顯然是諸葛亮在有意誇大困難，為其北伐的合法正當性創造輿論。

解釋完自己的所作所為，而後就開啟教育模式了，但大體歸下類，《出師表》就說了兩件事。一、如何用人。二、你要信我。

而這篇文章的最大靈感來源，也正是在諸葛亮的用人建議上。因為假如前文是我們惡意的揣測，但在用人上，是騙不了人的。也就是在這方面，諸葛亮對皇帝的控制慾可見一斑。

文中諸葛亮提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這宮中指的當然是皇宮。而府中這個詞，很多籠統的翻譯都是官府。但實際上古代沒有那麼多泛指，每個詞的指向相當明確，這個府就是諸葛亮的丞相府。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諸葛亮在當時有一向特權，今天叫“開府理事”。

它是指丞相可以在自己的府邸辦公，是一項皇帝不會輕授於人的特權。

大家可別以為這就是在家辦公那麼簡單，按照秦漢官制所說，開府的丞相可以直接在家召集幕僚、徵辟掾屬。從丞相府頒佈出的政令，可以直接跳過皇帝，發往地方施行。這當然是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很符合諸葛亮務實的行事風格。

但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皇帝和丞相，到底誰的政令好使？諸葛亮明顯是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所以他才強調，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也就是說，宮中府中的政令必須統一。

“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行賞。”

有司指的當然不是皇宮，那指的是哪個部門？諸葛亮相信劉禪能聽懂。

後面諸葛亮點到了幾個人，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首先大家要知道，侍中侍郎這兩個官職在漢代品級雖然不高，

《後漢書·官志》記載，這兩個官職“比四百石”，也就是個縣令級別。但這兩個位置卻相當重要，他們同屬漢代郎官，本指在廊下服侍皇帝，後來直接負責政令的撰寫。

皇帝口頭命令，需要經過他們的粉飾，然後變成書面文章。可以說這是聖旨出宮的第一道工序。而不久後，諸葛亮將費禕調往軍中作為參軍，成都只剩下了郭攸之和董允。

更為要命的是，董允作為侍郎，還兼任著虎賁中郎將，統率著宮中宿衛親兵，皇帝的安危直接由他負責。這三個人文武兼備，只要有他們在，劉禪一舉一動都逃不過諸葛亮的法眼。

之後或許是諸葛亮為了避嫌，還此地無銀三百兩似的說，這可不是我故意這麼安排的，這是“

先帝簡拔以遺陛下”

，翻譯過來就是，這都是你爹安排的，你聽還是不聽吧。過分嗎？有點過分。

後面諸葛亮又向劉禪舉薦了個人，那就是將軍向寵。說實話向寵的履歷史書記載的並不多。他不像費禕、董允那樣，在蜀漢後期大放異彩。但陳壽在《三國志》中專門記載，向寵他哥是向朗。向朗是湖北宜城人，是荊州名士司馬徽的學生。而民間野史記載，諸葛亮也是司馬徽的學生。

但即使諸葛亮不是司馬徽的學生，那荊州的名士之間，聯絡也是相當的密切。而且在北伐時，向朗就在諸葛亮軍中任職。

肯定會有讀者質疑，縱使諸葛亮與向朗關係密切，但這並不能證明諸葛亮就能信任向寵呀。這就跟諸葛亮的用人特點有關了。在蜀漢官員的任命中，我們會發現一個十分有意思的現象。

關羽、張飛、馬超等人逝世後，子嗣都繼承了他們的官職爵位。而且諸葛亮在自己好友馬良逝世後，他對馬良的弟弟馬謖視若己出。可見諸葛亮的為人比較謹慎，還是十分倚重這種“紅二代”關係的。

諸葛亮在介紹完向寵後，依然不忘給他加上“先帝Buff”。“先帝稱之曰‘能’”，先帝都說他能，這當然讓劉禪無話可說。

向寵此時擔任什麼職位呢？中部督後升遷中領軍。這個職位不但直接管理宮廷宿衛，整個成都周邊區域各路軍馬，都受將軍向寵節制。他是整個成都周邊的最高軍事長官，任何軍事派遣和軍務調整，都由他直接負責。

現在無論是軍中的向寵還是侍中侍郎，清一色都是丞相一黨，那諸葛亮遠在漢中前線，是靠什麼將這幾個人維繫在自己的身邊呢？下面會講。

反正這麼一來，整個成都無論是宮中府中，皇帝幾乎沒有任何發揮的空間，只能像玩偶一樣被牽著走，正如諸葛亮所說

“事無大小，悉以諮之”。

就這樣，雖然諸葛亮領兵在外，但從這麼一堆人事安排能看出，成都的任何風吹草動，都能被他掌握在手中。

在安排完人事之後，諸葛亮就開始了下一個話題，你得相信我。此時諸葛亮為了顯示自己的身份正當性，便引出了一段君臣佳話——三顧茅廬。

按照諸葛亮的說法，劉備曾三次請諸葛亮出山，他這才勉為其難的答應下來。而且陳壽在《三國志·諸葛亮傳》中也提到

“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

兩段史料相互印證，諸葛亮說的似乎是真的。但實際上真相當然沒那麼簡單。因為《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就是蜀國人。並曾長期擔任蜀漢秘書郎、觀閣令史等職。也就是說在編訂《三國志》之前，他在蜀國的文書檔案中，十有八九就看過諸葛亮的這封表章。《三國志》的這段記錄，很有可能就直接取材於《出師表》。所以說《諸葛亮傳》與《出師表》有可能不是互相印證的關係，而是引用與被引用的關係。

三顧茅廬有可能只是諸葛亮的一家之言，而且我們不是第一個質疑此事之人。裴松之在給《三國志》作注的時候，就已經提出不同觀點了。

他在這段文字下附了《魏略》和《九州春秋》的相關記錄，說“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荊州次當受敵。”“亮乃北行見劉備。”

《魏略》是魏國的一部史書，它說的意思很明白，是諸葛亮找劉備，而非劉備請諸葛亮。與蜀漢的口徑統一不同，各路史書記載甚至有衝突之處。到底誰說了假話我們不去深究，但至少能夠表明，在先帝及其當時候已經去世的情況下，他作為唯一當事人，確實是有借先帝請自己出山，來抬高自己的嫌疑。這句話給人的感覺，仍是搬出先帝來壓制劉禪。

而且這段話有這麼一句，

“先帝知臣謹慎，臨崩寄臣以大事。”

我們都知道，諸葛亮的確是託孤大臣，但大家不知道的是，他並不是唯一的託孤大臣。

因為根據《三國志》記載，劉備囑咐諸葛亮輔佐幼主，並安排當時的尚書令李嚴為副。諸葛亮扶靈回成都，李嚴手握重兵駐守永安白帝城。

可這兩人對權力的鬥爭相當激烈，並且幾乎無法調和。為什麼這麼說呢？

這與他們背後以籍貫為紐帶的利益集團有關。依照目前史學界的觀點，蜀漢政權內部有三派（或者說兩派）政治勢力。首先就是益州本土勢力，包括譙周、張松等人。還有因戰亂早先進川的荊州名士，最後一派就是隨劉備入川的傳統荊州派。早年入川的名士，後來要麼加入了傳統的益州派，要麼歸入了劉備一派。

而益州派計程車族領袖便是李嚴，因為在劉備入川前，李嚴就已經是成都縣令了，他後來的官職在益州派中算是最高的。而荊州派的領袖可不是諸葛亮，而是劉備。劉備在入川后，一方面有意拉攏益州人，另一方面又有意提拔荊州派，從而壓制益州本土人。

甚至對西涼人馬超都委以重任，可見對劉備這樣的外來者來說，他喜歡益州，但不喜歡益州人。

總之益州派與荊州派的政治鬥爭中，具有著先天的劣勢，體現在李嚴身上，他與諸葛亮相比，始終都處於下風。這也就是為什麼，之前提到的郭攸之、費禕、董允能夠緊密的團結在諸葛亮周圍，正是因為他們清一色都是荊州一黨，甚至不少人都是諸葛亮的老鄉。

而諸葛亮在《出師表》只提自己，止口不提李嚴，也暗示了李嚴幾年後的結局。

李嚴在此後幾年，提出將自己所轄的江州等五郡，從益州分離出來，設巴州，自己擔任州牧。這一提議立即被身為丞相的諸葛亮否決。原因很簡單，因為當時諸葛亮還兼任著益州牧。從益州分走一塊地，這不是明擺著分丞相的權麼，諸葛亮沒那麼傻。之後的北伐戰爭中，二人終於爆發了著名的“李嚴案”。

按照《三國志》的記載，案件大致情況是這樣的，諸葛亮正在漢中與魏軍接戰，李嚴負責在後方督押糧草。但由於下雨失期，李嚴擔心被罰，便以糧草不足為由，建議諸葛亮退兵。可當諸葛亮撤兵回成都後，李嚴卻故作驚訝的當著皇帝百官的面，質問諸葛亮糧草充足，為何無故撤兵。於是諸葛亮亮出二人來往書信，最終李嚴陰謀敗露，被貶為庶民，徙往梓橦郡，永不錄用。

今天來看，這個案件疑點重重，李嚴作為蜀漢老臣，會拿軍國大事去開玩笑嗎？即使退一步說，李嚴就是想陷害諸葛亮，但這麼拙劣的陷害手段，如此容易露出馬腳的理由，完全不像是個久經宦海的大臣能做出來的。

而且讓我們再退一步想想，李嚴位高權重，肯定不會親自督押糧草，這糧草失期的罪，他頂多是監督不力。完全不至於被廢為平民，並流放偏遠的郡縣。

舉個同樣的例子，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時，誤用了手下的馬謖，導致街亭失守，整場戰役功虧一簣。就是這麼一場大潰退，諸葛亮僅僅是象徵性的請罪，並自貶三級為前將軍，後面還跟了一句，“仍行丞相事”。沒過兩年又官復原職，可見諸葛亮對李嚴下手，還是比較狠的。

今天我們能從諸葛亮彈劾李嚴的奏章中看出，丞相下手相當準，奏章中說自先帝駕崩，李嚴心中就全是自己，我（諸葛亮）去西征，讓他留守漢中，他不去。反而要我把五郡合併，讓他當巴州刺史，還要開府理事。我明白他鄙陋的心理，但為了大局穩定，給了他很高的待遇，可他為了利益，處處跟我作對，如果任由下去，國家就得敗亡。

諸葛亮果然是個政治老手，奏章中絕不就事論事，他知道督糧不力這沒多大罪，所以他才會反覆強調，李嚴人品不行，並將此事提到了國家存亡的政治高度，一舉置李嚴於死地。

但我們稍微理性的想想，人家李嚴也是顧命大臣，還是益州本土人領袖，諸葛亮本就無權調動指揮。爭取領州牧，開府這幾件事，也是在爭取自己顧命大臣的合理權力，諸葛亮不給他也就算了，反倒以此為藉口倒打一耙，這顯然是有些過了。

總之諸葛亮依照“前後手疏本末”定了李嚴的重罪。

在處理完李嚴後，諸葛亮又將自己的心腹安排到江州，徹底肅清了李嚴勢力，江州幾郡的軍政大權，又重新回到了諸葛亮手中。

當然這就扯遠了，但就《出師表》而言，諸葛亮刻意強調自己是託孤大臣，絕口不提李嚴，這顯然是有私心的。

《出師表》的最後，諸葛亮依舊是不厭其煩的叮嚀，陛下你要聽話，“以答先帝之靈”，“深追先帝遺詔”，到最後一句煽了一下情

“臨表涕零，不知所云”。

《出師表》就在這裡完結了，我們再來仔細看看這麼一組詞，漢丞相、開府理事、領益州牧、武鄉侯。漢丞相、開府理事、領冀州牧、武平侯。沒錯前面說的是諸葛亮，後面指的是曹操。不一樣的是，曹操在後來在爵位上繼續向前，魏公、魏王。

而諸葛亮在蜀漢的地位，除了那些爵位虛銜外，實際權力顯然是高於曹操的。因為當時曹魏佔據著天下十三州中的九個半，他只擔任著冀州牧，而整個蜀漢，只有一個益州。

由此我們也能看出，歷史上的諸葛亮，也許並不像他說的，淡泊名利，寧靜致遠。是人都會有權力慾，更何況諸葛亮還這麼有能力。

諸葛亮在上《出師表》時，劉禪二十出頭，貪玩是貪玩，但要說他沒有一點勵精圖治的打算，應該不大可能。況且實際上諸葛亮在建興十二年逝世後，蜀漢政權仍存在了四十年。可以說如果沒有一個賢明的君主，在諸葛亮這種權臣死後，國家很難能繼續保持平穩。

至於什麼樂不思蜀的故事，不好意思，《三國志》中沒有記載，這則故事最早見於《世說新語》，《世說新語》的可信度有多高，這裡不再累述。

陳壽在《三國志》中，對劉禪評價相當高，說他能順應天命，整頓朝政。並且深明大義，使自己受辱而保全取國家和百姓，使益州免遭兵戈，不失明智。

經這麼一番解讀，《出師表》完全變了味，人無完人，但我們也不能因為這麼一篇文章否定諸葛亮，從丞相此後的所作所為來看，他的確是一心效忠皇帝，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