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哪個叫什麼的 遠離人群的哈拂高才生其隱居在一個叫什麼的湖畔還寫了一本很有名氣的書求詳papesse 2006-05-21

梭羅的《瓦爾登湖》

梭羅是個法國血統的美國人,只活了四十五歲。他的摯友,長他十四歲的愛默森在他死後曾對其人格特徵作過一番栩栩如生的描述。梭羅喜歡走路,並認為走路比乘車快,因為乘車你要先掙夠了車費才能成行。再說,假如你不僅把到達的地方,而且把旅途本身當成目的呢?但他幾乎一輩子都沒有走出過他的家鄉——馬薩諸塞州的康科德及其附近的山水。他覺得他家鄉那塊地方就包含著整個世界,他是能從一片葉子就看出春夏秋冬的人,他家鄉的地圖就在他的心裡,自然不是平面的,而是立體的,不是固定的,而是活動的,雲會從那兒帶走一些東西,風又會把它們送來。

他曾在美國最好的大學(哈佛)受過教育,他也曾到當時荒涼的瓦爾登湖邊築屋隱居,像一個原始人那樣簡單地生活,他想試試一個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能夠簡單到什麼程度,想試試用自己的手能做些什麼,他用很短的時間就動手造好了一個頗能遮風蔽雨的小木屋,這說明住房困難其實不難解決,即使胼手胝足用最原始的方式。如果我們現在變得這麼難,那一定是在什麼地方出了點問題。他曾經試製過一種新型的鉛筆,可是在這鉛筆真的可以為他帶來利益時,他卻又不想幹這營生了。試製成功了對他來說也就等於說事情幹完了,大量生產而牟利並不是他的事。他生前也出了幾本書,當時都並不引人注目,他遺下的日記卻有三十九卷之多,裡面自然有一些人們不感興趣的東西。不過,他這個人確實挺有點意思,還有他那個湖。

梭羅性格中最吸引我們的可能就是那種與我們的性格最不同的東西,就是他整個人的獨特性。他也許比別人更多地逃脫了概括,逃脫了歸類。梭羅生活得有時像個隱士,他可能時常覺得那山、那水比那人更與他相投,山川草木均是他的密友,甚至他的一個朋友也說他:“我愛亨利,但無法喜歡他,我決不會想到挽著他的手臂,正如我決不會想去挽著一棵榆樹的枝子一樣。”真的,他生活得像一棵樹——我們可以從樹的全部意義上去理解這句話:它的傘樣的形狀,它不斷迸發的枝條、它的蓬勃向上、它的扎進土壤深處的根鬚和承受陽光雨露的綠葉,而尤其是它的獨立支援和獨特性,對於梭羅,我們可以像惠特曼一樣說:

在路易斯安那我看見一棵活著的橡樹正在生長,

它孤獨地站立著,有些青苔從樹枝上垂下來,

那裡沒有一個同伴,它獨自生長著,發出許多蒼綠黝碧的快樂的葉子。

然而,我們還可以說,它又不是孤獨的、寂寞的、與世隔絕的。它與世界的聯絡和作用是透過它隱秘而深刻的根鬚、透過大地進行的。透過大地,它不僅和它的同類——其它的樹木聯絡著,也和青草,鮮花、陽光、雨露和整個大自然聯絡著。聯絡幹嗎非要互相蹭在一起?“人的價值並不在他的面板上,所以我們沒有必要去碰面板。”不要模仿,而是表現你自己的獨特性吧,你才配得上你的稱號——人,你才可能和其他人發生一種真正的聯絡,才可能和真正的大全和唯一發生一種聯絡。

世界上有多少個視窗,就有多少種生活,所以,命題小說雖然難做,以“視窗”命題倒還不失為一個補救的辦法,就像前不久有人試過的。我們在大街上閒逛,特別是新到一個地方,有時會對某些視窗發生好奇:那裡面在進行著什麼呢?他們過著一種怎樣的生活呢,想來會和我們有些不同。有的視窗對這種好奇心是敞開和歡迎的,有的視窗則在黑黑的帳幕下襬出一幅莫測高深的面孔。這是站在窗外,對換一下,站在某個臨街的窗口裡面,我們有時也會注意底下熙熙攘攘的人群,凝視著某個我們感興趣的面孔,他是從哪裡來?到哪裡去?有時我們自己的生活過膩味了,我們更想知道和我們自己的生活不同的另一種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一定還有另一些人,他們過的是另外一種生活——比方在契訶夫的小說裡,我們常常可以看到這種想法變成了一種渴望、一種非常感人的東西——這正是契訶夫魅力的一個秘密。也許,正是這樣一種渴望和好奇,提供了我們第一節提出的問題的部分答案。

梭羅在《瓦爾登湖》中給我們講了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個追求完美的藝術家,有一天他想做一根手杖,他想,凡是完美的作品,其中時間是不存在的,因此他自言自語,哪怕我一生中不再做任何其它的事情,也要把它做得十全十美,他一心一意,鍥而不捨,目不他視、心無他想,堅定而又高度虔誠,在這整個工作過程中,他的同伴逐漸離開了他,都死去了,而他在不知不覺中卻保持著青春,最後當這一手杖完成時,它突然輝煌無比,成了焚天世界中最美麗的一件作品。

做好一件事——這就是他告訴我們的。專心致志於你所做的事——這就是他告訴我們的。為什麼要急於成功?如果一個人跟不上他的夥伴,那也許是因為他聽到的另一種鼓點,遵循的是另一種節拍。人啊,不要用世俗的成功的眼光來看待每一個人吧。而你卻要專心致志做好你要做的事——一輩子也許只是一件事。

而這就要使你的心靈單純。生活越簡單,宇宙的規律也就越簡單,你要去弄清那些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這往往是大自然慷慨提供給每一個人的。不要以複雜的方式來解決簡單的問題,不要以多餘的錢和精力去購買多餘的東西。

讀《瓦爾登湖》中的梭羅的帳目就像讀一首詩。他計算了自己造那間小木屋的支出,總共是花了28。125元;他也計算了他在一段隱居期間的飲食費用及其它支出,得出了收支相抵後的差額。我覺得,讀這些看來枯燥的數字就像讀一首詩。梭羅的手不僅拿筆,也拿斧子,梭羅的眼睛不僅看書,也看綠樹、青草、落日和閃動著波光的湖水。他的腦子自然也在思考,是在接近思維之根的地方思考,在那裡大概也埋著感覺之根、情感之根。

梭羅認為:美的趣味最好在露天培養,再沒有比自由地欣賞廣闊的地平線的人更快活的了。說梭羅是“大自然的摯愛者”也許還不夠,他常常和大自然融為一體,他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他踏在地上的腳印常常是深的,那預示著一個負重者。他不把花從枝子上摘下來,但把汗灑進土裡。

我們總是過於匆忙,我們似乎總是要趕到那裡去,甚至連休假,遊玩的時候也是這樣,要急急忙忙地跑完地圖上標上的所有風景點,到一處“咔嚓、咔嚓”,再到一處“咔嚓、咔嚓”、然後帶回可以炫示於人的照片。我們很少停下來,停下來聽聽那風,看看那雲,認一認草木,注視一下蟲子的爬動。

我們有時大概真得這樣,——就像戰時英國為節約能源而在火車站設定的宣傳牌:“你有必要做這一次旅行嗎?”——我們要這樣詢問一下我們自己:“你有必要做這樣一件事嗎?”以節省我們的生命和精力。

人們總是樂於譴責無所事事,而碌碌無為不更應該受到譴責?特別是當它侵害到心靈也許是為了接納更崇高更神聖的東西而必須保有安寧和靜謐的時候。在梭羅於瓦爾登湖度過的第一個夏天,他沒有讀書,他種豆,有時甚至連這也不做,他不願把美好的時間犧牲在任何工作中,無論是腦的工作或手的工作。他愛給他的生命留下更多的餘地。他有時坐在陽光下的門前,坐在樹木中間,從日出坐到正午,甚至黃昏,在寧靜中凝思,他認為這樣做不是從他的生命減去了時間,而是在通常的時間裡增添了許多、超出了許多。

美國的十九世紀被一些歷史學家認為是獨特的美國文化誕生和成長的時期,是繼政治獨立之後美國精神、文化從歐洲大陸的母體斷乳而真正獨立的時期。這一時期中以愛默森和梭羅等為代表的“超驗主義”(transcendentalism)思潮是值得注意的,愛默森的《美國學者》的講演被人稱為是“我們思想上的獨立宣言”。“超驗主義”這一併不確切的戲稱也許只在認識論的意義上表現了這一思潮的一個特徵,即崇尚直覺和感受,而這一思潮的意義也許更重要地是體現在它熱愛自然,尊崇個性,號召行動和創造,反對權威和教條等具有人生哲學蘊涵的方面,它對於美國精神和文化擺脫歐洲大陸的母體而形成自己嶄新而獨特的面貌產生過巨大的影響。而梭羅比演說和寫作更多地是實踐和行動,在他的性格中,那種崇尚生命和自然、崇尚自由和獨立的精神,和那種曾經在美國的開發,尤其是西部的開發中表現出來的勇敢、豪邁、粗獷、野性的拓荒者精神不是有著某種聯絡嗎?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哲學和著書立說聯絡到了一起,似乎非著書不足以立說,非立說不足以成為一個哲學家。可是,人們往往忘記了最早的哲學都不是寫出來的,無論在東方、在西方。蘇格拉底和孔子的哲學都只是門徒與後人對他們生活和談話的筆錄。而還有那些沒有流傳下來的呢?哲學是一種顯示,有時是有意、有時是無意的顯示,有時連顯示都不是,甚至於是一種有意的隱蔽,那麼,去注意人們的生活吧,這並不亞於注視書本。

梭羅也談到過哲學,他說:“近來是哲學教授滿天飛,哲學家一個沒有。然而教授是可羨慕的,因為教授的生活是可羨慕的,但是,要做一個哲學家的話,不但要有精美的思想,不但要建立起一個學派來,而且要這樣地愛智慧,從而按照智慧的指示,過著一種簡單、獨立、大度、信任的生活。”他做了他所說的,他比許多哲學教授更像是一個哲學家,一個具有古樸遺風的哲學家。他不單純是從書本中熬出一點學問,他貢獻給我們的是一種生活的智慧。

梭羅還有另外的一面,這一面也許在《瓦爾登湖》中並沒有明白的展示,但不瞭解這一面就不能完整地把握梭羅的性格。這一面即不是避世而是入世的一面,不是作為隱士而是作為鬥士的一面,雖然不是約翰·布朗那樣進行暴力反抗的鬥士,而是作為最早主張非暴力反抗的鬥士,但他的看法似乎比前者更清醒、更深刻,看到了問題的更深癥結所在。他反對美國的奴隸制度,反對美國對墨西哥的侵略,他對人類社會中他認為是惡的東西的憎恨程度不下於他對大自然的熱愛。他曾因拒絕交稅而坐過監獄,一八四九年他發表的一篇著名論文《論非暴力反抗》(作為單行本出版只是一本薄薄的小書)被人認為是歷史上改變世界的十六本書之一,他倡導的非暴力反抗(civil disobedience)的思想對印度聖雄甘地、羅曼·羅蘭、托爾斯泰都曾產生過不小的影響。在他那裡,有著某種隱士和鬥士的奇妙結合。

梭羅並不希望別人成為和他一樣的人,因為他希望自己也不總是過去所是的人。他不執意要做一名隱士,他想隱居時,他就來了,他覺得夠了時,他就去了。他當然不會像李固《遺黃瓊書》中指斥的那樣以處士之名“純盜虛聲”,他大概也不會像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那樣壯懷激烈地譴責不再隱居的人。他注重的是生活得自由,而不是執著於某一種外在的生活方式。他明確地說他希望世界上的人,越不相同越好。但他願意每一個人都能謹慎地找出並堅持他自己的合適方式,而不要採用他父親的、或母親,或鄰居的方式。他是一個天生的倡異議者,他對每一個建議本能的反應是說“不”。而現在有什麼人願意做人中的黃蜂呢,人們更喜歡在互相恭維的泥淖中打滾。他的善意和同情並不表現為順從別人,他的堅定和明智也不要求別人的順從。他要自己絕對自主,也要每一個人都絕對自主。可是一個人仍然可以在這種意義上成為和他一樣的人:即成為一個與任何其他人(當然也包括梭羅)不同的人,成為一個可以說這一句話的人——

我是我自己。

十一

從一八四五年七月四日到一八四七年九月六日,梭羅獨自生活在瓦爾登湖邊,差不多正好兩年零兩個月。瓦爾登湖不僅為梭羅提供了一個棲身之所,也為他提供了一種獨特的精神氛圍。

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有一塊真正屬於自己的地方,這塊地方可能並不是我們現在正匍匐的地方,但並不是我們每個人都會出發去尋找它。它不僅是我們身體的棲所,也是我們心靈的故鄉,精神的家園;它給我們活力,給我們靈感,給我們安寧。我們可能終老於此,也可能離開它,但即使離開,我們也會像安泰需要大地一樣時常需要它。毛姆在《月亮與六便士》中曾如此談到這種心靈故鄉的意義:

“在出生的地方他們好像是過客;從孩提時代就非常熟悉的濃蔭鬱郁的小巷,同小夥伴遊戲其中的人煙稠密的街衢,對他們說來都不過是旅途中的一個宿站。這種人在自己親友中終生落落寡合,在他們唯一熟悉的環境裡也始終孑身獨處,也許正是在本鄉本土的這種陌生感才逼著他們遠遊異鄉,尋找一處永恆定居的寓所,說不定在他們內心深處仍然隱伏著多少世代前祖先的習性和癖好,叫這些鎊徨者再回到他們祖先在遠古就已離開的土地。有時候一個人偶然到了一個地方,會神秘地感覺到這正是自己的棲身之所,是他一直在尋找的家園,於是他就在這些從未寓目的景物裡,在不相識的人群中定居下來,倒好像這裡的一切都是他從小就熟稔的一樣,他在這裡終於找到了安靜。”

而梭羅是幸運的,他出生的地方也就是他精神的故鄉。不過,從他的祖先是從法國古恩西島遷來而言,也可以說這是一種尋找,一種失而復得。誰知道呢,也許他更其遙遠得多的祖先(梭羅決不會以自已是美洲土著的後裔為恥的)曾冒死漂洋過海,而現在梭羅又重新找到了他的故鄉。

十二

世人不斷致力於佔有更多的東西,梭羅也另有一種奇特的佔有;世人紛紛地購進賣出,梭羅也另有一種奇特的購買方式。在他看來如果你喜歡某處莊園,喜歡某處風景,你不必用金錢買下它,在它裡面居住,而是要經常在心裡想著它,經常到它那裡去兜圈子,你去的次數越多就越喜歡它。你就越可以說是它的主人,就像一個詩人,在欣賞了一片田園風景中的最珍貴部分之後就揚長而去,那莊園主還以為他拿走的僅只是幾枚野蘋果,詩人卻把他的田園押上了韻腳,他拿走了精華,而只把撇掉了奶油的奶水留給了莊園的主人。

這種購買付出的不是金錢,可是是比金錢更寶貴的東西,它付出的是一顆摯愛的心,還有體力,它得到的自然也更珍貴。這種佔有則是不為物役的佔有,也是一種不妨礙他人佔有的佔有。

瓦爾登湖,我沒有去過,不知道那是怎樣一個湖,不知道它今天是否變成了某一個人的產業,可是,我們不總是可以在前面的意義上說——

瓦爾登湖,梭羅的湖。

(《瓦爾登湖》,〔美〕亨利·戴維·梭羅著,徐遲譯,上海譯文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八月第一版,1。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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