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學們似乎很早熟。大家對很多事情心照不宣,暗地裡根據父母的職業將彼此分成三六九等。

這是真實故事計劃的第 61 個故事

從小我就是大家羨慕的物件。

鎮上的人都不富裕,只有我爸做生意掙錢多。別人都埋頭種地,穿土布衣服,而我們家開大眾汽車、穿Nike、四處旅遊。

上學之後,我感覺到某種異樣。調皮的男同學買不起玩具,就拐彎抹角告訴我某個玩具如何吸引人。我回家找媽媽一說,玩具就買來了。男生們會高興地和我玩,可一個禮拜後就不理我了。女生們見到我的漂亮文具盒,會湊到跟前,我就拿一個送給她們。新鮮勁一過,她們又疏遠我了。

為討好這些同學,我只能花樣百出地讓爸爸給我帶新奇的東西。日子久了,不安的情緒莫名滋長,金錢帶來的與眾不同並沒有讓我過得開心。我甚至很羨慕那些窮孩子,他們至少可以沒有隔閡地在一起快樂玩耍。

剛升小學,我們有一個領紅領巾的儀式。第一條紅領巾要發給學習最好的那位,還獎勵一個漂亮的書包。對孩子們來說,這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

那天是個週一。升旗儀式完畢,校長走上臺,第一個叫的竟然是我的名字。我不是第一名啊,是不是學校搞錯了?同學們都奇怪地看著我。我雖然疑惑,還是高興地走上去,在眾人矚目之下把漂亮的書包領到手。

回到教室,同學們都在低聲議論,只有第一名趴在桌子上不說話。

放學回家,我興高采烈地宣佈,我是領第一條紅領巾的人!爸爸看了我一眼,沒有吭聲。媽媽笑了笑說,全校的紅領巾都是你爸買的,第一條當然應該給你。

我先是一楞,眼前浮現出第一名趴在桌子上的情形。愧疚感一閃而過,迅速被一種叫做驕傲的東西取代,覺得爸爸好偉大。於是下午一進教室,我就跟全班同學宣佈,我爸爸給全校同學買了紅領巾!

大家很驚訝,都默不作聲。只有第一名哭著衝出教室,找到班主任,問為什麼領第一條紅領巾的人不是她。我聽了很生氣,衝她吼,“全校的紅領巾都是我爸爸買的,包括你的,第一條紅領巾為什麼不可以是我的!”第一名眼眶更紅了,豆大的淚珠滾下來。

班主任嘆了口氣,說,“回去吧,你們孩子也沒有什麼錯啊。”我以為自己勝利了,大搖大擺走出辦公室。

回到家,我把這事跟爸爸說。他把菸頭熄滅,告訴我,長大後就明白了。

我似懂非懂,拿著新書包走進房間。想著第一名的眼淚,不自覺地厭惡起書包,隨手把它從窗戶扔了出去。

我期待著自己趕快長大,這樣就能明白爸爸要我明白的那個東西了。

初中轉學進了城,一切都變了。校門口永遠有比爸爸好的汽車來接送同學,Nike的衣服大家都穿,時不時有旅遊照片在同學間流傳……金錢帶來的與眾不同被沖刷得乾乾淨淨。

城裡的孩子似乎很早熟。他們對很多事情心照不宣,暗地裡根據父母的職業分成三六九等。不能惹的平時就客客氣氣,比自己家境成績差的就故意放肆一些。這些觀念當然都來自父母的教誨,他們會告訴孩子,哪家的汽車最霸氣所以最有錢,哪家的爸爸在某個機關工作,所以要和他家孩子多相處。

這些話都是我不經意間聽到的。這群十三四歲的孩子們,就以這種方式經營著各自的朋友圈,按爸爸媽媽的標準,只和高階的孩子交往。

我害怕被當成等級低的例子,現實中卻無處躲藏。

初二時,我們來了一個新班主任,姓薛。她長了一口齙牙,戴著暗紅色的近視眼鏡,體罰學生特狠,我們都怕她。

不到半年時間,薛就掌握了每位學生的家庭情況。某某同學家是開煤礦的,她就藉著詢問學習的名義,趁機打聽能否給低價弄點煤。教育局某領導的兒子也不能倖免,薛一再給他爸爸打電話,要求給她兒子在某某高中留個名額。家長如果閃爍其辭,她就叮囑同學回家跟父母轉達。我們都憤慨不滿,又無可奈何。

終於輪到我了。薛打電話給我爸爸,象徵性詢問了我在家裡的學習情況,就開始試探,“你家是幹什麼的呀?”

我在學校一直小心翼翼,父母工作那一行都填的是農民。爸爸早就聽我說過類似的事情,回了一句,“農民啊,還能做什麼?”她不信,繼續追問,“農民怎麼還能買得起城裡的房子,在城裡上得起學啊?!”爸爸知道她什麼意思,敷衍兩句就把電話掛了。我聽完恨得牙癢癢。

從那以後,她再沒跟我爸聯絡。我學習成績不錯,她以往對我還過得去。可是在打完電話的一週裡,交作業都能感受到她的鄙夷。那是一種不用說,對視一眼便能感覺到的輕視。我把作業放在桌子,悄悄地離開,從心底湧出一陣害怕。

也就是那一週,語文課上,她讓我回答問題。我不會這道題,一直低著頭沒說話。她立馬走下講臺,“不會?這個問題這麼簡單,上課幹嘛了?不知道自己幾斤幾兩,還有理由不會?”

她沒叫我坐下,又把我後桌的同學叫起來,語氣立馬變溫柔,“你來回答一下吧。”那是薛喜歡的學生,因為她媽媽總是拎著大包小包出現在學校,大家都心知肚明。那個同學愣了一下,顯然沒意識到要被提問,支支吾吾說了幾句不相關的答案。薛說了句客套話,讓她坐下。

薛左右搖晃著腦袋,猛地直視我,就好像用鋒利的注射器把那有毒的液體迅速推入我體內一樣,開始了她獨特的歇後語諷刺。“咱們班有些同學,明明是村裡面來的,也沒說好好學習,二兩酒,四兩壺,一壺沒一壺,還整日裡豬鼻子插蔥,裝什麼大象!”

聽著這些歇後語,班上鴉雀無聲,我們已經聽慣了她的冷嘲熱諷。我的臉通紅一片,火辣辣地燒,不爭氣的眼淚一滴滴流出來。我就那樣站了一節課,腿抽筋了都沒有感覺到。

下課後,薛又把後桌的女生叫到辦公室。本來和我也就是點頭之交的她,從此態度來了個三百六十度大轉彎,特別不願意搭理我。有一天上廁所,聽到她跟其他同學大聲說話,“薛老師說了,她家就一村裡來的,比不上我,叫我離她遠點,別沾染上她身上的東西。你們也遠點。”

我蹲在廁所的隔層,止不住淚水往下湧,捂著嘴不敢發出聲音,那是第一次心被撕裂的痛。特別想問一句,憑什麼?!

對啊,憑什麼,我做錯了什麼?這句話當年第一名也哭著問過班主任,沒有答案。

我患上了一種病,不想和任何人說話,不再敢直視別人的眼睛,每天吃完就睡覺,誰也不理。

爸爸看出了我的異樣。聽我逐字逐句哭著說完,爸爸把我的眼淚擦乾,說,長大了就該明白了啊。

開明的爸爸向學校遞交了休學申請。他放下工作,帶著我四處旅遊散心。整個旅途中,我腦海裡回放著那段黑暗的日子,想到了當年被我搶去紅領巾的第一名,想到了小學班主任老師的嘆息聲,想到了小時候金錢帶來的與眾不同,好多好多。我似乎懂得了爸爸的話:長大就明白了。

旅途結束,病也好了。我退了一級,繼續上學。後來上了高中,考入大學,類似的事情又輪番上演了好多遍,甚至更讓人猝不及防。而我,不會再因為發生這些事就害怕了,因為我長大了。

本文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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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榕榕,現為大學生

編輯 | 雷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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