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王小波筆下的“性”女性徹底改變了中國傳統文字中的“賢妻良母、相夫教子”的形象，她們在時代的浪潮中“標新立異”，且在福柯“快感、遊戲以及個體的自由”的思想理念下，以“性”為追求自我的方式，作品呈現出她們在傳統的權力控制、道德實踐以及尊嚴被剝奪後各自的命運歸宿。王小波想透過這樣的表述來反對各種形式的壓迫所形成的對女性的宰制，進而消解社會對女性的物化。這既顯現了王小波對當時女性生存困境的憐憫及生存狀態的反思，同時也是他對那個時代所呈現出的荒誕感的控訴。

一、

權力“控制”下的性異化者一

《革命時期的愛情》中的X海鷹

“性”是一個人天性及個性的最終表現，也是一個人最本真的自我。勞倫斯認為，“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其個性的充分表達都包括一個真正的性關係”，但在王小波小說《革命時期的愛情》裡，女主角X海鷹的性關係就把“王二”與權力糾葛在一起。

在《革命時期的愛情》裡，X海鷹是革命時期的團支書，是權力的擁有者，之所以用“X”來代替她真實的姓氏，在小說中的闡釋為：“有一種人，自以為是個XX領導，到哪兒都亂按電閘。這種人就叫做“肚皮上拉口子，假充二X”。當然這些X都是指生殖器，一個X是女性生殖器，兩個X是男性生殖器。”豳作者用這種極具侮辱性的表述，顯示了他對X海鷹身上所賦予權力的蔑視。X海鷹是受命於組織來幫教後進青年王二的，王二是一個行為不端且離經叛道的不良分子，X海鷹以挽救的初衷來給他講革命道理，期待能幫扶、教化好他。事實上，她的革命道理始終不及王二由自己記憶編造的神侃、胡侃來得精彩。在蒼白的語言達不到目的後，X海鷹在無愛的前提下以身相許，企圖以虐戀的方式來達到她那居心叵測的規訓，這正如福柯所說的那樣，“在現實生活中，權力關係是固定的，不可隨意轉換的，但是在虐戀活動中，權力關係是開放的，主人可以變成奴隸，奴隸可以變成主人，這對於現實生活中沒有嘗過權力滋味和權力過多成為負重的人來說，都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同，這種吸引力來自於權力與“性”的捆綁，使得“性”成了權力實施的手段，在達到控制一個人的意識的同時，造成對一個人的心理限制。而“性”一旦成為權力的化身與資源時，人性的本真就會遭到嚴重的扭曲，甚而異化。在小說中，X海鷹把自己與王二的性行為理解成敵我雙方的權力較旦’‘她覺得自己剛經受了嚴刑拷打，遭到了強姦，忍受了一切痛苦，卻沒有出賣任何人。”團，她主觀臆斷地把置身權力之外的王二想象成權力對立面的敵人，但她自己卻在權力的滲透與干預下，臣服於權力的威嚴，讓自己的意識、身體都與權力融為一體，正如福柯在《意義上的自我技術》中指出：

“個體能夠透過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幫助，進行一系列對他們自身的身體及靈魂、思想、行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達到自我的轉變，以求獲得某種幸福、純潔、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狀態。”，而這樣的狀態，真實地彰顯了權力執行的方式。進而決定了X海鷹的性行為，使得她屈從於權力所賦予的特定目的，變相地擁有了權力的支配權，使得她逐漸成為權力的異化物，而這樣的結果正是作者最絕望的地方。但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這樣的異化個體並不是鳳毛麟角。王小波的遺孀李銀河就曾說：“從50年代到60年代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有這樣一種氣氛：男女都一樣，女人要去做男人的事，要求男女平等，要模糊性別界線。主流文化一直是這麼宣傳的，而且大家也是這樣做的”圈，其實，主流文化也是權力的幫兇之一，他們共同對大眾的觀念進行了設定，使得大眾的思想達到了一種無性慾的狀態，至此，“性”就以剝奪的方式來彰顯權力的威力，不得不說是一種匪夷所思的時代怪病。

女性形象在王小波早期的小說中是愛與希望的象徵，是純淨與積極的代表，但X海鷹的形象卻與之大相徑庭，她不僅違背了大眾心目中的傳統女性形象，也背離了“性”的自然屬性以雙它的情感表達方式。其根本原因在於：個體在特殊時代的權力規訓下人性扭曲、人格物化、秉性異化。用王小波在《革命時期的愛情》中的話來說就是：“在革命時期所有的人都在‘滲著’，就像一滴水落到土上，馬上就失去了形狀，變成了千千萬萬的土粒和顆粒的間隙；或者早晚附著在煤煙上的霧。假如一滴水可以思想的話，散在土裡或者飛在大氣裡的水分肯定不能。經過了一陣呆若木雞的階段後，他們就飄散了。”圈，這段話很精準地表現了王小波對革命時期人們的生存狀態的無奈感，而作為革命時期的X海鷹，她不是一名普通的女性，她是一位團支書，她的行為不但是為了彰顯權力，而且還是為了不失去自我的存在感。她賣力地進行著違背本真的表演，不能不說是一個沉痛的悲哀。

二、

道德“實踐”下的性屈從者一

《柔情似水》中的“公共汽車”。

道德是衡量一個人行為是否合乎規範與準則的意識形態之一，也是一個人做人做事的觀念標準及底線，而“性”則具有倫理上的意義，在倫理意義上，它只關乎合不合規範，不牽扯道德與不道德。王小波的性道德理論主要來源於福柯的“快感、遊戲以及個體的自由”理論，他也是福柯理論的狂熱追隨者。福柯在論述古希臘人的性道德中指出：“與性道德有關的四種概念：第一，快感的概念，性行為中所認識到的‘倫理實體’，與之相應的是本體論；第二，享用的概念，快感實踐為了在道德上受到好評而必須服從的約束形式，與之相應的是義務論；第三，控制的概念，它規定了我們為了被塑造成道德主體必須具有對自我的態度，與之相應的是禁慾論；第四，節制和智慧的概念，作為完善的道德主體的特徵，與之相應的是目的論”同也就是說，不管在怎樣的倫理道德中，首先要考慮的還是實踐者的感受，尊重主體者是性道德實施的前提，也只有在這個基礎上，主體者才會服從道德的約束，遵從社會的規範，履行他的義務，但在中國傳統的性道德理論中，性的義務就是繁衍後代，反之，就會被唾棄及羞辱。

《柔情似水》本身就是一部違反生殖繁衍的同性戀小說，它主要敘述了男同性戀者阿蘭與警察小史的愛情糾葛，且小說的大部分篇幅也都是圍繞著他們的戀與虐戀之間展開的，而作為阿蘭配角的“公共汽車”是一位沒有自己姓名的女性，“公共汽車”只是她的外號，是別人強加給她來顯示誰愛上誰上的汙名，同時也淹沒了她的真實姓名。她由阿蘭的回憶牽出，且在阿蘭的印象中，她比同性戀者——阿蘭還低賤，因為是孤兒，又早熟漂亮，就被無中生有地詆譭為“破鞋”，還被無端地拉去批鬥，甚至被送去勞教等，但她面對這些不合理的行徑，讓人匪夷所思的是不作反抗同時還欣然地接受，她如此的犯賤行為，被自己解釋為：“賤是天生的，我這個人生來就最賤不過。”陰但事實上，她的賤是作者想把道德思想在行動中的實踐對映於她的內心，因為，在整齊劃一的時代，突出也是一種罪過。

為此，福柯認為：“沒有一個具體的道德行為不涉及到一種統一的道德行為，沒有一種道德主體的形成不需要‘主體化模式’和‘苦行’或‘自我實踐’來支援”，就因為“公共汽車”違背了統一的道德行為，所以即便她什麼都沒有做，也該被羞辱，且無力反抗“主體化模式”。在小說中，“公共汽車”就是王小波抨擊道德思想在行動中的收受者，同時也是自我實踐者，因為，後來她還是嫁給了明知是同性戀者的阿蘭，也知道自己並不是很愛阿蘭，但出於一種在道德“實踐”下的屈從，因為“社會習俗將女性兩極化為貞潔與墮落、處女與婊子兩類，將女性的道德分裂為兩個極端，剝奪了其他選擇的可能性。”嘲為此“公共汽車”沒了選擇的權利，只得嫁給自己不該嫁的人，使得婚姻生活中的房子像一座古墓一樣冷清。

“公共汽車”在道德“實踐”下成為最卑賤的生活裂痕的體現，那種裂痕在生活的事實面前又是毫無意義的，它強烈地凸顯了“公共汽車”生活的破裂狀態，而“性”是她無法逃避的災難，因為，她與阿蘭的性生活處於生殖與精神之間的分裂狀態，使得本性善良的她卻要承受過多的道德和文化的壓力。（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