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看一本書感覺到，“雖然不好看，但資訊量真的大，作者太牛了吧。”恐怕不是其他書，就是《紅與黑》了。

《紅與黑》寫作於1830年，司湯達曾說，“我將在1880年為人理解”，“我所看重的僅僅是1900年被重新印刷”。

《紅與黑》被後世讚譽開創了“意識流小說”、“心理小說”的先河，更開創了歐洲文學史上最偉大的文學流派之——-—批判現實主義的先河。

1

啊，十九世紀真是沒治了

這本書又叫“1830年紀事”，也是一本政治小說，如作者所說“政治是掛在文學脖子上的一塊石頭”，“如果您作品的人物不談政治，他們就不是1830年的法國人。”

所以，看這本書前，得提前在大腦勾兌點法國曆史，不然會很懵逼。1830年前，法國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1789年法國爆發大革命，統治法國幾個世紀的波旁王朝隨即土崩瓦解；1792-1804年，建立法蘭西第一共和國，法國相繼進入雅各賓派、熱月黨人、督政府和執政府掌權時期；1804-1814年拿破崙大軍建立法蘭西第一帝國；1814-1830年波旁王朝復辟（其間1815年經歷了拿破崙帝國復辟的“百日王朝”）。

法國大革命是一次較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不但摧毀了法國的封建制度，更推進了歐洲各國的反封建鬥爭，在世界歷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

談法國大革命，就不得不提啟蒙運動。插個題外話，如果你問一個讀書人，你受你爸影響大，還是受你媽影響大，他大概會告訴你，都不大，受書本的影響比較大。

思想啟蒙嘛，肯定不是靠大喇叭，而是透過書籍著作進行的。18世紀的法國啟蒙運動，是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基礎，當時，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等啟蒙運動家們在17世紀自然科學和哲學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人能夠憑理性發現自然、人類和社會的法則，謀取世俗的幸福。他們反對一切禁錮思想和壓制自由的教條和制度，對封建專制制度極其精神支柱——天主教會勢力，進行了尖刻批判。

故事的主人公於連同學，正是一位愛好讀書且受過思想啟蒙的知識青年。

《紅與黑》是這樣寫少年於連的：

於連並非生來厭惡和僕人一起吃飯。其實，如果能夠發跡，再難受的事，他都願幹。這種厭惡情緒他是從盧梭的《懺悔錄》 裡讀來的。那是幫助他想象這個世界的惟一書籍。這本書和拿破崙大軍的戰報集，以及《聖赫勒拿島回憶錄》一起構成了他的《古蘭經》。為了這三本書，他可以去死。

於連生於拿破崙帝國時期，長於復辟王朝時期，當時，由拿破崙代表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失敗，而教會代表的封建專制王朝再度執政。

2

一切事業裡，都需要聰明人

哪個又說了，“於連是靠女人上位的小白臉”。真的，都是羨慕嫉妒恨。

其實長得帥是其次，於連真的是貨真價實的天才少年。

在老家維裡業，作為木匠家裡不受待見的小兒子，於連憑卓越不群的天分，受到了修道院院長謝朗神甫（教神學）和老外科醫生（教拉丁語）兩大知識分子的悉心栽培。

他是老外科醫生的心肝寶貝，老外科醫生把隨身帶來的一大批書留給了他。

慈祥的本堂神甫把他作為學習上的神童介紹給大家

可不是於連的父親知道讀書長智慧哦，實際上，“彼為木匠侄子，木匠家境富有，但對彼卻分文不予”，他老爹還因為他整天看書差點沒殺了他。

受過良好教育的天才少年於連，不到18歲，便熟背聖經，精通拉丁語，這才有獲得了去市長家裡當家庭教師的機會。

在任職家庭教師期間，於連也因為驚人的記憶力出過風頭，是城裡有名的天才。

一年多後，家庭教師於連因醜聞避嫌離開德雷納家，經謝朗神甫推薦，“此子志在神職，博聞強記，聰慧而能思考，將來必成大器”，去了貝藏松神學院。

神學院入學面試時，能寫出教會文體傑作的學問家彼拉爾神甫，考於連的神學：

發現他學問淵博，甚是詫異。

神學院時期，於連常考第一，憑著不允許低調的實力又收割了兩枚男神，司儀夏斯·貝爾納神甫和神學院院長彼拉爾神甫。尤其彼拉爾神甫，在他即將離開貝藏松神學院的時候，拉來於連任命其為《新約》和《舊約》的輔導教師，並對於連真情告白

啊！不錯，我的孩子，我對你有感情，上天知道我對此無能為力。

因為一起官司，出於保護得意門生於連，彼拉爾神甫將於連介紹給了巴黎貴族德拉莫爾侯爵，於連開始了闖蕩巴黎的征程。

在任職德拉莫爾侯爵秘書時期，於連將侯爵的交代的事情都能辦得妥妥當當超出期待，不久後，侯爵便放心地：

把除政治以外的事，都交給於連處理。

在這段時間裡，於連獲得了讓人身價百倍的十字勳章，也熟諳了巴黎的生活藝術，並有機會以外交大使的身份出席大使館晚宴。

於連在倫敦認識的一個朋友，科拉索夫王子：

對於連簡直著了迷，他不知道如何向於連表示這種一見如故的友誼，最後竟想把自己一個在莫斯科有大筆遺產繼承的表妹嫁給他。

科拉索夫王子聽說了於連的愛情之苦，還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的泡妞套路傳授給於連。

嗯，找這麼多證據，我就是想說，於連是個實力派。知識淵博，性格剛強，有人格魅力。

3

愛情，與“道德”無關

如果於連有什麼“汙點”，恐怕就是那兩段“不道德”的愛情了。

司湯達是寫愛情的高手，有一部著作叫《論愛情》，專門對愛情進行了科學的研究。他對愛情本質的思考非常深刻，認為愛情是人類特有的精神現象，是文明的奇蹟，他把愛情視為一種激發人力量的美好情感，說愛情在倫理學上是一切感情中最強烈的激情。

《紅與黑》中有一段話是這樣的：

十九世紀婚姻的效果竟如此獨特！如果先有愛情然後結婚，那麼婚後生活的乏味肯定會把愛情葬送。可是，有一位哲人說過，對富有而不必工作的男女來說，婚姻很快便會使悠閒的享受變得味同嚼蠟，而只有心如死水的女人才不會另生情愫。

可見，200年前，司湯達已經在質疑和挑戰婚姻制度了。自詡“自由”的現代人，顫抖吧。

科學家探索世界，文學家研究人性，偉大的、有生命力的文學作品，無一不是在追求“最理想的人性”。

在於連心中，最高尚的道德是：肯定自己的價值，維護自己的尊嚴。

談戀愛，是因為感覺到“愛”，與“道德”無關。再說，兩段愛情都是對方先愛上於連的，於連不是為了錦繡前程預謀誘惑良家婦女的感情騙子。

4

不要感情衝動

於連有什麼殺人動機？談點細節，書中是這樣說的：德雷納夫人在教會的脅迫下寫了一封誹謗於連的信，說

他在一個福貴人家取得成功的手段之一，就是勾引該府上最有聲譽女人。

於連看完信很憤怒，當即就動身去維裡業，並在維裡業的武器店買了兩支手槍，

站在德雷納夫人的凳子後面 ，離他不過幾步，看見她似乎在虔誠地祈禱。一看見這個曾經如此熱愛自己的女人 ，他胳臂發抖，最初根本沒法下手，心想：‘我下不了手，我體力不濟’。

於連向德雷納夫人開了兩槍。（未槍殺成功，德雷納夫人只肩部受了傷）

以上就是於連的殺人過程，你簡直要說，靠，這就去殺人了，太草率了吧。

就是這樣的，外人覺得微不足道的痛苦，對當事人是百分之百的。德雷納夫人的行為，嚴重侮辱了於連的“尊嚴”。又或許是，最愛我的人傷我最傷。

類似的草率在於連，不是第一次了。於連剛到巴黎的時候，因為一個人輕看他，他就要人家跟他決鬥（很可能會喪命的）。

這種為了所謂的“尊嚴”輕賤生命的行為，不是於連一個人。德拉莫爾小姐的最強未婚夫候補員德·克羅茲諾瓦侯爵，因為受到大富翁侮辱，最後商議決鬥：

一個最值得愛慕的巴黎青年還不到24歲就此一命嗚呼。

決鬥在歐洲有很漫長的歷史，有人從傳統與美學觀點出發，緬懷那個“人懂得讓人尊重”的黃金時代。

正常的現代人恐怕完全無法理解這種行為了，為了斤斤計較的尊嚴殺人，可不就是腦子壞了嘛？

這就是十九世紀很容易感情衝動的法國人，於連後來也很後悔了。在倫敦時，科拉索夫親王對於連的勸告可謂極具先見之明：

您不瞭解您生活的時代……不要感情衝動，也不要矯揉造作，否則別人就等著您做出感情衝動的事和矯揉造作之態，那您的原則便再也難以實行了。

5

個人與集體對立，註定悲劇收尾

探討一個問題，第一次審判被定罪後，於連為什麼不上訴？

我覺得，不是意氣用事。不上訴，是因為他並不覺得有用。他說：

我覺得現在我能從容赴死，不致貽笑於人。

於連一直有很好的判斷力，儘管在社會關係上，“巴黎很有勢力”的德阿莫爾小姐為她東奔西走疏通。

也儘管在社會輿論上

上天賜予您的姣好容貌，目前尚難以解釋的犯罪動機、德·拉摩爾小姐千方百計為您進行了艱苦卓絕的疏通，還有受害人對您所表示的驚人的友誼，這一切使您成了貝藏松年輕女子心目中的英雄，她們為了您忘掉了一切，甚至忘掉了政治……

似乎，一切都很樂觀。

但於連看到了這場官司的本質——一個桀驁不馴的下層青年與整個上流社會的對抗，他招惹並攻擊了資產階級貴族的虛榮心。

他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他在審判會上發表的那一番話，與其說是自殺，不如說是他清醒的控訴。

陪審官先生們：

我死到臨頭，並不怕人看不起，但我仍然要說幾句。先生們，我生不逢時，不屬於你們那個階級，在你們眼裡，我不過是一個出身卑微而敢於起來抗爭的鄉下人。 我並不乞求你們的寬恕，——於連語氣堅決地繼續說——我不抱任何幻想，等待著我的是死亡，這是罪有應得。我竟然謀殺最值得尊敬和景仰的女人。德·雷納夫人曾經待我如子，我罪惡滔天，而且是蓄意殺人。我罪當死，陪審官先生。但即使我罪不該死，我看到有些人，他們並不認為我還年輕而值得同情，反而想殺一儆百，透過懲罰我來嚇唬這樣的年輕人，他們出身下層階級，備受貧窮的煎熬，卻又有幸受到良好教育，敢於混跡於有錢人引以為自豪的上流社會。 先生們，這就是我的罪行，因而更應嚴懲，何況事實上，審判我的並非與我同屬一個階級的人。在陪審官席上，我看不到任何發了跡的鄉下人，有的只是清一色心懷憤懣的有產階級……

有人又說了，“是於連的情敵德·華勒諾使了壞，不然於連可以活的啦。”

當然是這樣的，不排除各種可能效能讓於連活下來，比如於連不說那番話，比如陪審團沒有華勒諾極其黨羽，比如越獄，比如於連如果不那麼驕傲向權貴們搖尾乞憐，比如上訴……

但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不是作者個人的情感宣洩，而是作者以文學的形式，去描述他所處的時代，描述那個時代裡，個人與集體的對立。在虛偽、荒唐的集體裡，個人抗爭的無力。

有人會因為傍上白富美飛黃騰達致死嗎？不會，但它所象徵的“挑戰了整個社會的階級利益”，就會。

就像繆塞的《局外人》一樣，有人會因為沒有在母親上的葬禮哭泣而致死嗎？不會，但它所象徵的“挑戰了整個社會的倫理習俗”，就會。

“你身上有某種與凡俗格格不入的東西，你將擺脫不掉嫉妒和誹謗。”這句話，於連在維裡業亦師亦父的謝朗神甫對他說過，在貝藏松神學院的恩師彼拉爾神甫也對於連說過。

什麼是凡俗呢？不就是十九世紀的社會環境。在當時，一個才華橫溢的下層青年，一個敢於追求個人價值與尊嚴的“新人”，是不能為社會所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