汨羅江之祭,李元洛?使用者1056177282512019-05-12 20:02:48

汨羅江之祭

□李元洛

在中國的河流中,汨羅江遠算不上波高浪闊源遠流長,但卻是一條名聞遐邇的聖水。它溫柔而溫暖的臂彎,曾先後收留中國詩歌史上兩位走投無路的偉大詩人。不過,一位在下游,今日的汨羅縣境,以水為墳,年年端午,競渡的萬千龍舟還在打撈他的魂魄;一位在上游,如今的平江縣域,堆土為墓,少人拜謁,與悽清的墓地長年相伴的,多是春風秋雨夕陽晨霧,還有偶然在墳頭點燃的幾炷清香。

大曆五年也就是公元七七〇年秋冬之際,杜甫出峽入湘在湖南流寓三年之後,寫下《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親友》一詩,從長沙出發,準備順湘江而下洞庭,然後入長江而至漢水,轉道襄陽迴歸河南故里。然而,他其時年近花甲,早已病體支離,舟入朔風凜冽的洞庭,更是多症併發而一病不起。被歷代學者斷為絕筆之作的《風疾舟中伏枕書懷卅六韻奉呈湖南親友》,如同自撰的訃聞。他寫了“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見參。故國悲寒望,群雲慘歲陰”的洞庭湖冬日景色,船過湘陰,北去巴陵,“春草封歸恨,源花費獨尋。轉蓬憂悄悄,行藥病涔涔”,病重的他只得轉道前往湘陰與巴陵途中的昌江縣城,去投親靠友。今日的平江,唐時稱昌江,府治為中縣坪,在汨羅江的上游。但在距縣城僅十里的小田村附近的江上,巨星即告隕落,他年幼的兒子宗武只得將父親草草葬於小田村天井湖,也就是我們今日見到的平江杜墓。如果你遠道前來,不僅可以一瞻遺蹟,而且風行水上山間,鳥過田頭陌上,還會向你敘述許多有關杜甫的傳說。

全國杜墓今有八處,除四處純屬傳聞和紀念性質者外,學術界考證杜甫真冢,主要有耒陽說、平江說、偃師說與鞏縣說,而我則認為平江杜墓是杜甫的原始墓葬,而死後的杜甫也很可能一直沒有北歸。杜甫去世後四十三年,他的孫子杜嗣業請任江陵士曹參軍的元稹作墓誌銘,銘中說杜甫“扁舟下荊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今人多以為此“岳陽”乃今日之岳陽市或岳陽縣,殊不知後者從西晉以至清末,均稱為“巴陵”。“岳陽樓”原也只是三國時魯肅操練水軍的閱兵臺,開元四年張說以中書令守岳陽時,於舊址建樓,名為“西樓”,至李白杜甫始以“岳陽樓”為題。如果杜甫葬於岳陽城廂,當有人吟詠,但卻付闕如。唐時的昌江,是嶽州的五個屬縣之一,至五代後唐時才改名平江。高山曰“嶽”,山南曰“陽”,平江縣境內有海拔一千六百五十三米之天嶽山,而汨羅江流域在山之南與山之西,正是元稹所謂的“旅殯岳陽”之地。平江的杜姓,至今繁衍有八百人以上,以“杜”命名的地方如“杜家山”、“杜家園”等等,就有十餘處之多,此處流傳於今日的杜氏家譜,也說杜甫歿後因干戈擾攘,歸葬偃師未果,因而“癶葬平江”,而子孫“卜居是邑,以祭守其墓”。明代的湖廣參政陳愷,曾在平江杜甫後裔家中發現兩封皇敕,一是至德二載唐肅宗授杜甫為左拾遺的誥敕,一為宋代授杜甫後裔杜邦傑為“承節郎”的敕書,他並作《跋杜氏誥敕》予以詳盡的記載與說明,清初錢謙益在《杜詩錢注》中也曾說,“今藏湖廣嶽州府平江縣裔孫杜富家”。據說,這兩件誥敕傳至杜富的嫡系後裔杜瑞生,於辛亥革命年間遺失。將近百年,音沉信杳,如果有朝一日它們能重現江湖,就可為平江杜墓出示旁證與鐵證了。

我居杜甫曾經流寓過的長沙,雖然離平江地不在遠,而且心嚮往之,但人事倥傯,竟然直到最後的一個秋冬交割之日,才和我昔日的學生餘三定、朱平珍夫婦以及也曾是學生的段華偕行,去今日平江大橋鄉小田村天井湖,拜謁那一座山中的也是我心中的墳塋。

車出平江縣城,馳過汨羅江大橋,往南行二十餘里,拐上一條泥濘曲折的鄉間小道,顛顛簸簸,終於看到山丘間有一溜白色的粉牆,那就是光緒十年重修的“杜公祠”。祠門額上有一方青石,刻有“詩聖遺阡”字樣。祠前有一方可供停車的大坪,據說那就是“天井湖”乾涸後填成。“杜公祠”如果是書名,白色粉牆就是它的封面,封面之內有些什麼精彩文章呢?三張大門關閉已久,大約平日也少人問津,我們是不速之客,杜甫也早已長眠不起,蓬門今日當然也不會再為君而開,我們只得從旁側圍牆已經坍塌拆毀的缺口進去。杜公祠為磚木結構的兩進一天井結構,幾間敝舊的房舍現在已改為小學的教室,桌椅破舊,秋冬之日光線更是暗淡,窗戶沒有玻璃,糊窗紙早已破碎,秋風與朔風於其間暢通無阻。杜甫墓就在教室窗外不遠,他老先生每天都可以聽到克服困難前來上學的鄉里小兒咿呀誦讀之聲,若當“八月秋高風怒號”之時,或是“天涯霜雪霽寒宵”之際,以蒼生為念以天下為懷的他,會不會長嘆息以掩涕呢?細察祠堂牆壁上塵封破舊的字畫,在簷下廊前徘徊留連,平珍是平江人,對杜祠的故實十分熟悉,她指著木柱石礎中兩個麻石柱礎,對我們說:

“這兩個覆盆式的麻石柱礎,下方上圓,刻有蓮花瓣紋飾,從形制可斷為唐代遺物,全國其他唐代古建築遺蹟也可以證明。”

“那當然是杜墓真實性的實證,不,石證了。”我高興地隨聲附和,並彎腰撫摸那冰涼的石礎,想重溫千年前的時光。

祠堂後面的小山丘上,有一棟建於多年前的房舍,現在也改為三間教室。門楣石匾上嵌刻有“鐵瓶詩社”四字。詩社不知成立於何許年,詩社而名“鐵瓶”,不知瓶內藏有什麼綸音妙旨?為什麼“瓶”而謂“鐵”呢?但鐵定無疑的卻是,建社的人與詩有緣,並欲繼承發揚老杜的流風餘韻。我甚至忽發痴想:有詩靈做伴,得天獨厚,現在不起眼的莘莘學子之中,將來會不會有人一登詩壇而叱吒風雲呢?正遐思遠想之時,管理墓園的老人已被請來,他領我們走到詩社下側圍牆的一扇小門邊,開啟那把資歷不淺猶有古風的銅鎖。小門吱呀一聲推開,在一座小小的山包之上,在幾株青松翠柏的守護之中,猝不及防,近在咫尺,杜甫墓愴然轟然巍然,撞傷撞痛也撞亮了我的眼睛!

八十年代之初,平江文物管理所按原貌維修了杜墓。墓坐北朝南,封土堆以青麻石結頂,墓圍用紅麻石與青磚砌成,青石墓碑正中鐫文為“唐左拾遺工部員外郎杜文貞公之墓”。這,就是我們的千秋詩聖最後的安息之所了。杜甫生地是河南,死所為湖南。黃河之南與洞庭湖之南,他和水結下的真是生死緣,更何況他一生坎坷,最後除了飄泊於西南天地之間,就是將自己一家老小滿懷憂憤託付給水上的一葉孤舟。他晚年流落湖湘,雖然兄弟音訊不通,然而“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洞庭的浩闊景象也曾一度鼓舞了他已老的壯心;雖然李白、高適、孟浩然等老朋友皆已先後故去,自己也老而多病,然而“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他想到的仍是干戈擾攘的苦難時代。歲雲暮矣,思如之何?在一年將盡之時,他憂心如搗的仍是水深火熱中的百姓黎民:“歲雲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雪中。漁父天寒網罟凍,莫徭射雁鳴桑弓。去年米貴缺軍食,今年米賤大傷農。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軸茅茨空。”(《歲晏行》)他自己已是窮途末路,生命的殘焰行將熄滅,但卻仍然心繫天下蒼生:“公孫仍恃險,侯景未生擒。書信中原闊,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聞俗九州箴。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他的絕筆詩固然多有身世之悲,託孤之痛,但卻仍然不忘時代的動亂和人民的痛苦,這就不僅是“窮年憂黎元”,而是生死以之了,這是何等高遠博大的襟懷啊!我們臨來匆匆,未及準備香燭,只好在墓前久久默然低首,燃點一炷永遠也不會熄滅的心香。

杜甫讚譽過李白、高適、岑參、王維等詩壇大家,並且和他們均有交遊,其中與李白的交誼還被今人譽為詩壇的千秋佳話,但他們卻都無隻言片語提及杜甫的作品,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千古難解之謎,因為我們已經無從問訊。同時代人對杜甫詩表示欣賞的不多,只有詩名不彰的韋濟、嚴武等少數幾位,而給他高度讚譽的,則是衡陽判官郭受和韶州刺史韋迢,但時間卻已是杜甫逝世前夕了。前者今存詩二首,後者一首。郭受的詩是:“新詩海內流傳遍,舊德朝中屬望勞。郡邑地卑饒霧雨,江湖天闊足風濤。松花酒熟旁看醉,蓮葉舟輕自學操。春興不知凡幾首?衡陽紙價頓時高。”(《杜員外兄垂示詩因作此寄上》)而韋迢在《潭州留別員外院長》一詩中,則讚美他“大名詩獨步”。杜甫當年從岳陽往長沙途中曾作《南征》一詩,他長嘆息說:“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且不說同時代的人冷落了他,在他生時,殷璠於天寶末年編《河嶽英靈集》,一些三四流的詩人都入選了,而杜甫卻有向隅之嘆。他死後不久,高仲武編《中興間氣集》,選錄至德到大曆末年二十六位詩人的作品,杜甫竟然未能入列。世上許多有抱負有才華的人,常常得不到認識和賞識,有如明珠暗投於塵封的角落,好似良驥侷促於偏遠的一隅,有的人還屢遭厄運,抱憾甚至抱恨終生。然而,有些人卻僭居高位,浪得虛名,肥馬華車,錦衣玉食,一輩子似乎活得有滋有味。懷才不遇而困頓一生的杜甫,在生命行將結束的暮年,他得到郭受與韋迢的讚揚,雖說他們是文壇的無名之輩,雖說杜甫和他們是淺友而非深交,但在杜甫淒涼寒冷的歲月,那不是如同兩盆爐火溫暖了他那顆已經凍僵的心嗎?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杜甫如此評價和嘆息李白,不知他對自己是否也有這種預感?杜甫和李白一樣有千秋萬歲之名,這已是毫無疑問的了,李白的故里與墓地我還無緣瞻拜,但河南鞏縣現為鞏義市的杜甫故居,卻依然湫隘寒傖,杜甫墓園也只是封土一堆,青碑一塊。而平江杜墓呢?六十年代初期,墓頂和墓圍的紅色麻石,東邊的附碑及碑柱,均被挖掘一空去興修水利,好像一棟屋宇被揭瓦掀頂破門拆牆,遠比茅屋為秋風所破慘淡得多了,然而那是為農村水利事業做貢獻,杜甫該不會有多少怨言的。不料“文革”期間,他也被大張撻伐,在成都草堂大書過“世上瘡痍,民間疾苦;詩中聖哲,筆底波瀾”的位高名重的學者郭沫若,也一反昔常,對曾經極力讚頌的詩人橫加批判,但杜甫卻已無法申辯了,當時被橫掃的天下芸芸,又有誰能夠申辯?不過,紅衛兵倒確實搞得他驚魂不定,他們挖開封土堆的東前角,據說取出石制油燈兩盞,黴爛古書手稿一堆,在“兵荒馬亂”之中,這些遺物都已下落不明,無從查詢,而聞訊前來的文物工作者考證東墓室的質地與結構,斷定為唐代墓葬,這,大約是那些“破四舊”者所始料不及的功績吧?磨難仍然接踵而來,古已有之於今為烈的盜墓賊,不久前竟然也在詩人頭上動土,將杜墓打了一個大洞,時值年關,守墓的老人過了幾天才發覺,雖然報了案,公安局也來人調查,但到底盜走了一些什麼,眾說紛紜。盜墓賊是絕不會讀杜甫的,杜甫從來不是大官也非大款,兒子無力將他的遺骸安葬故里,孫子也是窮困的平民百姓,山河修阻,烽火遍地,四十年後到底將祖父的靈柩遷回河南沒有,至今仍是疑案。生前兩袖清風,死後一貧如洗,有什麼好盜的呢?

杜墓至今蕭條冷落,杜甫當然也無意於使自己最後的棲息之地,和遍佈湘中與國中的賓館酒樓夜總會娛樂城一爭熱鬧與繁華。然而,一個民族假如熱衷於形而下的物質追逐與享受,而對於前賢往哲缺乏應有的敬意,總不免令人感到悲哀。我們在墓前徘徊憑弔,不禁感慨叢生。身為作家又是岳陽市政府官員的段華說:

“從古到今,知識分子特別是沒有入仕從政的知識分子,地位和待遇都很低呵!”

餘三定現在是岳陽師範學院的院長,他專攻文學研究與批評,也不免書生之氣:“我去過西安,那唐陵漢墓煊赫豪華,遊人如織,作為‘世界文化名人’的杜甫,他的墓地也未免太荒涼冷落了。”

我說:“墓地冷落荒涼,當然令人感慨。不過,天下之大,古往今來有皇皇陵墓者,幾人能活在人民的心中?墓在丘山與鬧市的不一定不朽,墓在人心中的千秋萬代長存。萬古雲霄一羽毛,這是杜甫讚美諸葛亮,我們不是也可以借來讚美他自己嗎?”

於是,在汨羅江的上游,在拜別小田村杜甫墓之際,在唯有江聲似舊時的千古江濤聲裡, 我輕聲吟誦北宋初年徐屯田《過杜工部墳》一詩,權當專誠來謁的我們的心祭:

水與汨羅接,天心深有存。

遠移工部死,來伴大夫魂。

流落同千古,風騷共一源。

江山不受吊,寒日下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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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後感:

乍一看《汨羅江之祭》這個題目,油然望文生義,臆測這是一篇憑弔屈原的感懷之作。從古及今,為屈原作輓歌的詩詞文賦並不鮮見。不禁暗忖:本文題材選擇似較“平常”。

不出所料,文章開篇即導引出與汨羅江魂魄相依的偉大詩人屈原。雖為“開門見山”,然之於讀者來說實無多少新意。出乎意料的是,作者筆鋒陡轉,兀地恭奉出另一位堪比屈原的重量級詩人——杜甫。有“詩史”美稱的杜甫,雖聲名響徹皇皇中國詩歌史冊,卻少有人知曉他竟然亦與汨羅江一衣帶水唇齒相連。行文至此,波瀾頓生。更令讀者“震驚”的是,同為中國詩歌史上的“化石級”雄才,同樣長眠於汨羅亙古的江流聲中,但屈原和杜甫的境遇卻天壤之別。後人(尤其是今人)厚待屈子——“年年端午,競渡的萬千龍舟還在打撈他的魂魄”,卻薄情於杜甫——“堆土為墓,少人拜謁,與悽清的墓地長年相伴的,多是春風秋雨夕陽晨霧,還有偶然在墳頭點燃的幾炷清香”。何也?讀者的閱讀興趣和閱讀期待,皆被激發、引爆。這平中見奇的“開篇”,頗具匠心,卻不著痕跡。

接下來,作者醉翁真意昭然。不再提及屈原,單細說杜甫與汨羅的貧病之交。“出峽入湘在湖南流寓三年之後”,他本欲“轉道襄陽迴歸河南故里”。然而,“病重的他只得轉道”前往昌江(今平江)投靠親友。不料,“在距縣城僅十里的小田村附近的江上,巨星即告隕落”,不得不被年幼的兒子“草葬於小田村天井湖”(即今人所見的“平江杜墓”之所)。作者以略帶感傷的筆觸,再現當年遲暮杜甫病亡於汨羅江畔平江僻壤的悽清、孤寂和無奈。“如果你遠道前來,不僅可以一瞻杜甫遺蹟,而且風行水上山間,鳥過田頭陌上,還會向你敘述許多有關杜甫的傳說”,作者以虛擬的語氣既委婉邀約讀者前往憑弔,又含蓄地流露出鬱積於心的體恤之情。慨嘆文豪遲暮,一掬惺惺之意。

作者曾為詩評家,以“以文為論”著稱文壇。中年後,他開始寫作“文化散文”,拾掇被歲月湮沒的文化/文明碎片,企圖與古人作靈界的溝通,遂成《唐詩之旅》《宋詞之旅》《元曲之旅》《絕唱千秋》等一系列著作。既望能祭祖澤後,亦求慰靈安魂。揮毫至此,作者不禁既為杜甫鳴不平,又為平江的“過失”扼腕。汨羅江以其寬廣的胸襟接納了懷才不遇、抱屈含恨的屈原,緣何不肯撫卹同樣落拓不羈、雄才難展的杜甫?作者深知也許這不單單是平江的“失禮”,而錯誤的根源在於歲月的漫漫黃沙塵封了一段眾說紛紜的“歷史”——杜甫的葬身之地歷來爭論不休,難成定論。作為學者,作者切知不可隱諱這一段文壇“公案”。他坦陳,“全國杜墓今有八處,除四處純屬傳聞和紀念性質之外,學術界考證杜甫真冢,主要有耒陽說、平江說、偃師說和鞏縣說”。但是,作者勇於跨越學術樊籬,斗膽撥開考古的重重迷霧,斷言“平江杜墓是杜甫的原始墓葬”,甚至認為“死後的杜甫也很可能一直沒有北歸”。儘管作者也曾為此查史索簡,但其所言仍難謂“確鑿”。不過,作者無意糾纏於子虛烏有的考古發現,不想再在也許是毫無意義的爭論中消耗滿腹憑弔真情。於是,他再一次突發文人機趣,以一個假設句“如果有朝一日它們(傳說墓中被盜走的重要文獻)能重現江湖,就可以為平江杜墓出示旁證與鐵證了”,一相情願地了結了可能引發的新一輪文史論戰。如此“痴言妄語”,不能不說是“強詞奪理”,卻難掩作者的率直、本真,以及大巧若拙的聰穎、才情。

作者略施“金蟬脫殼”之計,巧妙地鑽出了文史迷宮,迅速回歸到眼前“我”對杜甫最真切的瞻仰、憑弔情懷之中。“我居杜甫曾經流寓過的長沙,雖然離平江地不在遠,而且心嚮往之,但人事倥傯,竟然直到最近的一個秋冬交割之日”,才得以“拜謁那一座山中的也是我心中的墳塋”。“君亡我才生”的遺憾已毋庸贅言,遲到的“拜謁”委實令“我”萬千感慨盈心。千年時空隔阻,杜墓周遭荒蕪、蕭條。令“我”稍感安慰的是,“杜甫墓就在教室窗外不遠,他老先生每天都可以聽到克服困難前來上學的鄉里小兒咿呀誦讀之聲”。“我”與杜甫非親非故,且杜甫乃千歲古人,若“我”一任氾濫於心的悲情浸淫字裡行間,不免多少有“矯情”嫌疑。因此,作者巧妙地規避了平庸文人固有的裝腔作勢、無病呻吟。“彎腰撫摸那冰涼的石礎,想重溫千年前的時光”,這充滿文人逸興、遐思的詩化的文字,隱蓄了滿懷溫潤、煦暖的情愫。淺白的文字之下,奔騰著滔滔狂瀾。寥寥數語,卻無聲勝有聲!

“我”雖已踏入杜甫“陵園”,但杜墓卻“猶抱琵琶半遮面”。雖不至於“眾裡尋它千百度”,但驀然撞見,“我”心中自然盪漾起層層波瀾——“小門吱呀一聲推開,在一座小小的山包之上,在幾株輕鬆翠柏的守護之中,猝不及防,近在咫尺,杜甫墓愴然巍然,撞傷撞痛也撞亮了我的眼睛”。作者曾多年與杜詩為伴,雖與杜甫陰陽兩隔,然杜甫卻早已駐足心頭,似若故交,情同手足。儘管情積鬱於中,但作者深諳微言大義、欲說還休的深意。因此,不過多渲染內心之悱惻,而顧左右而言他。

睹墓思人,自然會憶起杜甫當年的漫漫人生。首先流瀉於作者筆尖的便是杜甫晚年的顛沛流離。中國人崇尚“老有所養”、“葉落歸根”,以之為完美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因果。然而,一代大詩人杜甫竟然與這二者無緣,只落得客死他鄉,託體於異域莽蒼的荒山野嶺。作者似不忍過多回顧杜甫多舛的命運,此情此境,沉思移時,只好“在墓前久久默然低首,燃點一炷永遠也不會熄滅的心香”。這就是人生的無奈,只能如此!

憑弔、拜祭之際,儘管作者不忍流連於杜甫的遠去人生,但還是無法立即拋開杜甫悽惻的人生遭際,不可遏制地沉湎於杜甫的生前死後,浮想聯翩。於是,活現在作者筆端的是一個何等仁慈、寬厚、溫潤的詩人!文人相輕,自古皆然。然而,杜甫卻對同時代的文壇才俊不吝溢美之辭。作者慨嘆,“忠厚謙遜”的杜甫“於前輩、同輩和晚輩的詩作”奉送了“許多景慕、褒揚和提攜之辭”。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李白、王維、高適等。即或對那些才華單薄之輩,他亦給予溫情的勉勵。然而,同樣詩才文華蔥鬱的他卻難遇伯樂,甚至面臨被遮蔽被遺忘之命數。比如,他死後不久,“高仲武編《中興間氣集》,選錄至德到大曆末年二十六位詩人的作品,杜甫竟然未能入列”。如果說杜甫未能享受風光無限的世俗人生倘能令作者釋然,那麼杜甫的蓋世詩歌才華備受冷遇就不得不令作者悲從中來,憤懣淤胸。走筆至此,作者再難抑制心中的狂瀾,禁不住振臂疾呼:“世上許多有抱負有才華的人,常常得不到認識和賞識,有如明珠暗投於塵封的角落,好似良驥侷促於偏遠的一隅,有的人還屢遭厄運,抱憾甚至抱恨終生。”作者的率直性情,耿介品質,袒露無遺。唯一令作者稍感欣慰的是,與杜甫同時代的一些無名之輩曾給予過杜甫點滴溫暖,“在杜甫淒涼寒冷的歲月,那不是如同兩盆爐火溫暖了他那顆已經凍僵的心嗎?”

潑墨至此,作者實在不願過多提及與杜甫齊名的李白等生前死後的風光。直面全國各處杜甫故居、陵寢橫遭不測的悲愴命運,作者憂心如焚,坐臥不寧。作者歷數它們所遭受的劫難,述及墓地被盜之時更是點燃了作者的一腔書生怒火,“盜墓賊是絕不會讀杜甫的,杜甫從來不是大官大款……生前兩袖清風,死後一貧如洗,有什麼好盜的呢?”悲哉,痛哉,倘若杜甫在天有靈,他一定魂無所依,一定不會再對滾滾紅塵投以匆匆一瞥。

憑弔已畢,行文亦接近尾聲。作者似已無語,然仍有未釋之情未發之嘆抵胸。“一個民族……假如熱衷於形而下的物質追逐與享受,而對於前賢往哲缺乏應有的敬意,總不免令人感到悲哀。……墓地冷落荒涼,當然令人感慨。不過,天下之大,古往今來,有皇皇陵墓者,幾人能活在人民的心中?墓在丘山與鬧市的不一定不朽,墓在人心中的肯定千秋萬代長存”,作者從杜甫一介文人所遭受的冷遇,洞察出一個民族文化精神的貧血,從而將本文從習見的憑弔懷人之作上升到一種文化反思高度。沒有故作高深,沒有應景而刻意拔高,理性思辨自然由心間流淌,情與理交相輝映。